原创 三位亲华美国总统，一位帮助中国进入五常，一位改变世界格局
中美的关系发展源远流长，但是这三位美国总统却是不能忘。
若说对华政策谁最是典范，那还得先说尼克松。
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是其现实主义外交的典范。1969年，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而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两国关系降至冰点。尼克松与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迅速捕捉到战略机遇，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缓和信号。
1971年7月，基辛格借“波罗行动”秘密访华，为尼克松之行铺路。次年的“改变世界的一周”中，尼克松与毛主席周总理累计会谈逾20小时，最终签署《上海公报》。
而公报首次写明“美国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为中美经贸合作打开窗口。
而尼克松的破冰行动带来多重连锁反应。在战略层面，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形成，美国得以借中国牵制苏联，缓解全球争霸压力。
对中国而言，此举打破了西方封锁，为后续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环境。经济数据直观反映了变化：中美贸易额从1972年不足1亿美元跃升至1973年的9亿美元，美国企业开始向中国转让卫星通信、工业设备等技术。
此外，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随之调整对华政策，纷纷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尼克松的决策虽因其“水门事件”丑闻蒙上阴影，但历史证明，其对华接触政策符合双方利益。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中美走近并非因信仰一致，而是利益交汇”。而也正是这种务实主义为此后数十年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个中国原则奠定了基础。
但是要说推动了“中国定位”，这还得看罗斯福。
简单来说，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源于二战时期的战略需求。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在亚洲战场牵制日军主力。数据显示，中国战场长期拖住约60%的日本陆军兵力，为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罗斯福因此顶住国内孤立主义压力，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价值约8.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推动“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的运作，三年内向中国输送了85万吨物资。
然而，罗斯福的深层考量超越战时合作。在1943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他提出“四警察”构想（美、苏、英、中），坚持将中国纳入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圈。
虽然这一主张遭到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认为中国“不配拥有否决权”，斯大林则担忧共产主义阵营出现竞争者。但罗斯福以现实政治手腕破局，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以“放弃对日本国际托管的主张”换取斯大林对中国入常的默许，同时以支持法国入常为条件说服英国。
1945年6月，中国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首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罗斯福曾私下坦言：“未来能平衡苏联的不是欧洲，而是浴火重生的中国”，凸显其利用中国制衡欧亚大陆的长远布局。
这一决策的深远意义在1971年充分显现。
新中国凭借罗斯福奠定的法理基础，通过联合国2758号决议恢复合法席位。尽管罗斯福于1945年4月因脑溢血去世，未能亲眼见证联合国成立，但他为中国设定的国际地位成为战后亚洲权力结构的重要支点。
而说完这些，拉动经济纽带的还得看老布什。
可以说，这一位美国总统，酷爱中国，是即使退居幕后也要来中国游玩的一位总统，他便是老布什。
老布什与中国的渊源比其他美国总统更为深厚。1974年，他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与夫人骑自行车穿梭北京胡同的经历，使其获称“自行车大使”。这段生活让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并预言“未来世界中心在北京而非纽约”。
1989年就任总统后，他顶住国会压力，坚持对华接触政策，并在任内三次访华，推动美国企业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而老布什的政策聚焦于经济合作。
他延续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使双边贸易额从1989年的120亿美元增长至1992年的250亿美元；同时批准314项对华技术出口许可，涉及核电、航空等领域，波音飞机组装线、通用电气能源项目由此落地中国。
即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单极霸权时，他仍主张“中国是合作伙伴而非威胁”，并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的谈判。
而老布什的长期对华友善超越总统任期。
卸任后他20余次访华，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以84岁高龄出席开幕式，称“回到中国像回家”。其家族延续这一传统，儿子尼尔·布什成立“美中关系基金会”，促进两国青年交流。这种基于个人情感与战略认知的政策，为中美经济深度融合埋下伏笔。
实际仔细看三位总统的行动，均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但结果助推了中国崛起。
罗斯福需中国平衡战后势力；尼克松欲联华制苏；老布什看中中国市场潜力。他们的政策揭示了大国关系的本质：利益交汇是合作的基础，战略远见比短期对抗更易成就双赢。
而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复杂挑战，但历史表明，对抗并非唯一选项。
罗斯福设计的国际体系仍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框架，尼克松奠定的政治共识仍在约束台海局势；老布什推动的经济纽带使两国年贸易额超5000亿美元。这些遗产提醒世人：大国竞争不可避免，但智慧在于在分歧中寻找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