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

在探讨人工智能（AI）与人类未来这个略显沉重的话题时，我想先从一段大家熟知的旧视频谈起。那是几年前马云与埃隆·马斯克的一场著名对谈。当时，马云认为计算机只是玩具，人类创造了机器，机器绝不可能比人类更聪明；而马斯克则直言，人类在算力与智能维度上终将被全面超越。

坦率地说，在“谁的能力更大、谁更聪明”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认同马斯克。我年轻时曾是一个“极其单纯”的科学崇拜者，深信人类最终会被科学所奴役；后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理解了工业化进程是如何将人“异化”为机器的奴隶；如今到了数字化时代，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种人被技术奴役的危机感似乎越发逼近。

但是，作为一位在人文学科领域“混”了几十年的人，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思考问题的坐标系，根本不应该停留在马云和马斯克那个层面。解决技术跃升、改变人类生存技能的问题，是科学家们的伟大使命。人文学者完全不需要，也绝不应该在这些层面上去与AI竞争。

“不及格”的AI提纲与错位的竞争赛道

以历史学为例。在我读研究生的时代，为了查阅几份史料，我曾经揣着300块钱经费跑一趟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手工抄写十本书，中间还可能被“赶”出来，需要重新开完证明再去。而今天，哪怕不用能迅即找出史料出处的AI，只需要通过数据库查询，我也可以在5分钟内查到所需的文献，甚至直接下载。如果借助AI，它还能在极短时间内处理数以千万计的文献材料并写出一篇文章。所以，如果人文学科的价值仅仅被定义为“占有和处理材料”，我们在这种算力面前已经一败涂地。

就在这场论坛（“人文学术的未来”）的上半场，我还坐在台下用手机玩了一下简单的AI工具（Kimi），让它帮我生成了一份关于“AI时代人文学科使命”的发言提纲。如果这是一场标准化考试，我相信那份AI生成的提纲起码能拿90分。但在真正的人文学者看来，那篇东西全是胡说八道，是不及格的。为什么？因为那份AI生成的提纲，其底层的逻辑依然是在比拼知识量、逻辑推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人文学科顺着这种框架去定义自己的使命，去跟机器比拼谁更“聪明”，那我们是一定会输的。用纯粹的算法逻辑来规训人文学科，这恰恰背离了人文学科的本质。

我们的使命，不在于和AI比拼大脑的运算能力，更不在于去驾驭那些超越人类智慧边界的数据。人文学科的终极指向，是回归并回味我们作为“自然人”的本质。

“碳基人”的底气：非逻辑与不确定性

我的同事余志教授告诉我，科学界将未来的智能主体划分为三种：碳基人、半碳半硅人、硅基人。面对强大的“硅基人”（AI），我们纯粹的“碳基人”长处究竟在哪里？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碳基人，在本质上是不讲逻辑的。

在座的哲学家和逻辑学者可能要反驳我。但请注意，逻辑学只是让人类“学会”了讲逻辑，而人类真实的生活运转，往往是非逻辑的。不信你在现实生活中，回到家里跟太太吵架、跟母亲吵架，你试图讲逻辑？讲逻辑你一定输。

再举个例子，我刚学会打扑克的时候，第一次上桌我就赢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懂规矩，不讲逻辑，不按牌理出牌，所以赢了。但等我完全学会了规矩，懂得怎么讲牌理之后，我就总是输。这其中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差异：人类最本质的特征是不讲逻辑、充满不确定性的。一旦进入非逻辑的、不确定的、充满感性与人性的复杂地带，硅基人的确定性模型便会显露其边界。

人文学科所要处理的，正是这些关乎情感、趣味、人性的非逻辑世界。用非逻辑打败硅基人的确定性，是我们的一大底气。

警惕理性的局限：回到生机勃勃的“生活之场”

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与不断迭代的算法，历史学家应当如何自处？刚才发言的杨洋老师讲到，日本学者上原专禄曾提出一个极其深刻的论断：对历史的认识有两种思维方法，一种是“历史的思维方法”，一种是“非历史的思维方法”。

通常，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就是“历史的思维方法”——当别人问“这个史料可靠吗”，“是真实的吗”时，我们能给出严谨的考证。但这远远不够。历史学家真正高明的能力，其实在于“非历史的思维方法”。

上原专禄指出，对于非历史思维方法的终极克服，绝不能在纯粹的“认识之场”或“思想之场”中完成，而只能在“生活之场”——即作为生活总体的历史现场中完成。这里所谓的“认识之场”，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类高度理性的思维。

在此，我们必须坦诚地面对人文学科内部的一种张力。作为学者，我们试图用理性的、逻辑的，甚至概念化的方式来进行学术写作，去建构历史叙述，但我们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充满无序、非逻辑的“生活之场”。我认为历史学容易陷入一种幻觉，就是以为凭借自己的描述和评论就能完整地呈现过去的一切。

其实，我们所有的呈现都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个人的局限。一个合格的人文学者，在建构历史记忆与学术叙述时，必须时刻保持一种“解构”自身的能力。我常常整天跟我的学生说：“你讲的都很对，不过你自己不要太相信啊！”我们要创造知识，但绝不能盲目迷信自己构建的逻辑框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从抽象的“思维之场”退后，重新扎入那个混杂着各种变数的“生活之场”。

生活之场本身就是一座“思维之屋”

当然，强调回到“生活之场”，绝非消解理论和思想的价值。恰恰相反，生活之场并非是一个现成供我们进去消解矛盾的空洞实体，它本身就是一座“思维之屋”。

人类在“生活之场”中的所有行为，背后都承载着过去的思想。我虽然是做社会经济史的，但最近几年，我其实在向思想之场、精神之场回归。比如我在商学院开经济思想史的课，我没有从物质生活讲起，而是从《周易》《孟子》《管子》讲起。因为生活之场中的人，本身就被思想支配着。

我们需要重新回到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以清代为例，清代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也在于它累积了中国过去两三千年的思想成绩。这种精神世界的东西放回到生活之场中，往往是更具支配性的。不理解这些思想的积淀，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现实的“生活之场”。

未知的创造与处理“失忆”：AI无法抵达的边界

今天我们对人工智能最大的恐惧，是害怕人类会失去主体地位。但只要人文学者依然保持对人性和职业使命的自觉，我们就永远是自身命运的主人。

因为人类永远在创造自己的生活，而这种“再创造”绝不是基于已有知识的线性推演，而是向着一个完全无知、未知的空间在拓展。AI只能在既有数据与既定规则中推演，无法主动生成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未知。

关于这一点，代际差异是个极好的切入点。每一个时代，人类行为背后所遵循的道理都在发生巨变。在我们这代人受教育的语境里，很多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秩序，是我们的天命和规律。但对于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有些逻辑可能完全不可理解。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认知，甚至可能又是一种我们这代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全新范式。这种根植于社会剧变中的“未知发生”，是仅仅依赖“已知信息”进行运算的AI永远无法处理的盲区。

最后，我想谈谈历史学面临的核心命题：记忆。

我认为，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底层运行逻辑，往往建立在对信息全面存储与调用的假设之上，假定所有信息都应转化为“记忆”。但历史学仅仅是处理“记忆”吗？

我认为最高明的历史学家，其实是在处理“失忆”。人类在漫长的长河中，究竟记忆了什么？又“失忆”了什么？这种记忆与遗忘的取舍，一直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改变。

这就如我们历史学的一句老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从来不是对过去的复写，而是当代问题意识对过去的重组。记忆与遗忘，并非自然流淌，而是主体在现实关怀中的选择。

只要我们紧紧扎根于非逻辑的、充满变数的“生活之场”，只要我们依然承担着为人类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重塑意义、处理“失忆”的责任，人文学科就永远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消。硅基人或许可以奴役怠惰的碳基人，但最终，技术依旧需要被拥有人文自觉的碳基人所控制。掌握命运的出路，就在我们对人文学科使命的坚守之中。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24年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术的未来”高端学术论坛所作发言的整理延伸。整理者：潘玮倩、薛盈盈、何擎宇）

编辑：邬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