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ucky

最近娱乐圈像打开了“星二代盲盒”，一个个接连上桌。

先是陈奕迅女儿陈康堤刚官宣出道，就顶着“华纳年度重点新人”的名头被全网打量；紧接着黄多多要演程耳的新片，阵容一流，争议也一流；而金龟子的女儿王逸宸，干脆直播间直接开麦：“我妈奋斗一辈子，不让我蹭让我干嘛？”这届星二代，不但出道花样多，还全员自带热搜体质。

然而王逸宸在直播间大方认“靠妈”，结果一周涨粉7万，热度、销量双丰收。相较之下，那些走得“更正统”的星二代，一个个却被当成“高起点考生”在舆论场反复打分。还没唱就被追问实力的陈康堤、从读错字到染发都能被全网点评的黄多多，像是被困在了“越高越难爬”的出身陷阱里。

这其实揭示了当下娱乐生态的两种玩法：传统路径要靠时间、靠实力，直播路径靠的是敢说、敢露、敢冲流量。星二代不缺机会，缺的是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赛道。

在这个“镜头优先于舞台”的时代，他们只要能稳住注意力，哪怕卖的不是作品，也能卖出成绩。

所以，星二代到底是被宠着浪费了机会，还是早就选对了属于自己的赛道？

父母光环能用多久？下沉市场买单，登上舞台引争议

“我妈奋斗四十年积累的观众缘，不传给我难道传给外人？”主持人“金龟子”女儿王逸宸的一句灵魂发问，把自己送上热搜，也把“星二代资源咖”这一老话题，推向了新的讨论高潮。

5月9日，王逸宸和母亲首次同框直播，金龟子一出场便重现了《大风车》的标志动作，童年回忆瞬间杀回。可还没等大家感慨完怀旧情绪，899元的儿童智能手表就上架了，不少网友质疑她“蹭妈妈的热度带货”。此后，王逸宸再度直播，却又被弹幕讽刺为“三代人啃一档节目”。她情绪激动地回应：“我妈努力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我蹭吗？我努力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我儿子蹭吗？”这番话将她推上了风口浪尖。

风波之后，5月12日王逸宸发布回应视频。视频中她站在发货场地，手握手机，眼含热泪地说出“我何德何能又上热搜”，坦言自己最怕的，是舆论的反噬。随后她讲述自己从尝试直播到坚持带货的过程，也提到上次流泪，是因一位网友在评论中诅咒她全家。整个视频状态积极，结尾她以一句“我可以，我能行”作结，并对着镜头轻轻击掌。

尽管争议不断，王逸宸在这场风波后却实现了显著的涨粉。据新榜数据显示，事件发酵仅一周时间，她的粉丝数增长超过7万，12日发布的那条回应视频成为转折点，收获了11.7万点赞和1.3万条评论，是她近期最受关注的内容。从受争议到被理解，这场回应显然奏效。

在她的抖音账号“金龟子的娃娃”下，评论区氛围也悄然改变。“正能量小女孩”“年轻人的榜样”“自立自强”成了高频词。其中，被反复提及最多的的确是她的母亲“金龟子”——不少评论写道：“喜欢你妈妈，也喜欢你。”这背后可见，王逸宸在抖音的受欢迎程度，与金龟子深厚的大众情感基础确实密不可分，母亲的影响力不仅是她流量的起点，也仍是她带货表现的核心支撑。

现在再看王逸宸那次上热搜，争议反而像是一块免费的广告牌，让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她是金龟子的女儿。”而对于那些从小看《大风车》、对金龟子有情感记忆的观众来说，这样的认知会下意识地激起一种亲切感——“她妈我喜欢，那她也不会差”。原本并不关注她的人，可能就因为这层关系多停留了几秒，甚至点了个关注。争议让她“被看见”，母亲的国民度帮她吸粉丝。

新榜数据显示，王逸宸223.57万抖音粉丝，主要集中在下沉市场的中年女性群体。其中女性占了八成以上，年龄段主要集中在31岁到40岁，41岁以上的用户合计接近一半，三四五线城市用户为主。打开她的商品橱窗也能印证这一点：大部分商品价格不高，很多都在50元以内，最热销的是绿豆饼、方便面、洗洁精这种实打实的生活用品。这类人群本身就对价格敏感，也更倾向于实用型购物。他们对“星二代该不该拥有舞台”这种争议，并不感兴趣。她只要能提供实惠、直播不出错，自然就有稳定的消费群体支持她。

事实上，靠着“星二代”的起点打响第一炮，再通过直播短视频稳扎稳打，王逸宸并不是个例。在她回应争议的视频下方，点赞最高的评论就提到了另一个熟面孔——宋丹丹的儿子巴图。他也一样，从妈妈的光环起步，靠自己的方式在网上找到生存空间。

“宋丹丹的儿子”这个标签，从巴图一出现在大众视野开始就没离开过。他进入演艺圈，就是因为宋丹丹的引荐；他参加的节目，《我不是明星》第四季、《王牌对王牌》第五季，也几乎都围绕“星二代”和“亲子关系”展开，观众认他，是因为先认得他妈妈。

在抖音平台上，巴图和他妻子运营的账号粉丝超过880万，比很多一线明星还高。从评论区看，“宋丹丹”仍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说明情感链接还在延续。他的带货风格也很接地气，驱蚊液、洗衣粉、安睡裤这些生活必需品销量最高，正好对上了下沉市场的大众需求。这种“熟人+实用+好感”的组合，使得他在带货与传播中的稳定性更强。

说到底，有国民度的星二代为什么更容易火？因为观众对他们从来不是“从零开始”认识的，这种天然的关注度本身就是一种流量“底薪”。尤其在短视频这样快节奏的内容场上，观众愿意多看你几秒，可能就是因为“这不是我小时候喜欢的谁谁的孩子吗”。这种熟人感帮他们绕过了很多素人创作者必须从头打拼的过程。

但和冲击下沉市场相比，那些试图闯荡“阳春白雪”的星二代，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5月20日，华纳宣布陈奕迅女儿陈康堤正式出道，还定为年度重点新人。另一边，有消息称黄多多将出演程耳的新片《人・鱼》，和王一博、汤唯、王传君等演员同台。消息一出就引发热议，不少声音直指一个核心问题：是不是星二代又来“占坑”了？

唱歌、演戏，本该是拼实力、靠机会的行业。但当父母的光环照进这些“高级赛道”，观众的警觉感就会拉满。特权不仅意味着起点更高，也意味着别人原本就稀缺的机会可能被“预留”。当星二代带着资源站上舞台，他们收获的，有时往往是一连串难以回避的质问。

捆绑营销也要讲门道：哪种有用，哪种只招嫌？

明星家人”捆绑营销确实奏效，但它的有效期通常只持续在出道初期。一旦曝光变多、热度无法均衡、观众情绪被触碰，反感就会迅速反扑。

星二代是现成的流量磁铁，观众不需要背景介绍就能迅速带入他们的“故事感”。尤其在成长阶段，他们的才艺更容易获得放大关注。陆毅的女儿“贝儿”抱着吉他弹唱的视频引全网热议，贾乃亮女儿甜馨上舞蹈课的镜头流传广泛，欧阳娜娜的大提琴能力也在爸妈的助推下变成她出圈的“标志性技能”，一路通往电影圈。普通孩子的兴趣是家长朋友圈知道，而星二代的兴趣，很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就火了。这种“从小就有舞台”的环境，让他们的能力更早具备了被市场识别的可能。

除了从小生活在聚光灯下，星二代们也总是比别人更容易获得“露脸”的机会。像梅婷的女儿曾慕梅，才12岁就已经参演了《断桥》《好东西》这些知名电影，很多演员拼多年都不一定能接到的项目，她已经参与其中；甜馨一句“杜华阿姨和我妈妈是好朋友，有个名额我就来啦”，便顺利录了单曲《WAKUKU》，完成了音乐作品的“首秀”；还有黄多多、王诗龄，甚至在上小学前就已经成为全国观众熟悉的“童星”。而在娱乐行业里，很多机会其实都是“看见”之后才可能发生的。

先天的家庭资源就像一条已经铺好的进圈通道。父母的名气、行业人脉和观众基础，让他们节省了许多别人必须经历的“打怪升级”过程，也让他们的出现显得“理所当然”。

不平衡也越容易显形。一旦家庭中人气高低拉开，就容易出现“蹭热度”的指控，连带伤但绑定越紧，到粉丝情绪。

比如欧阳娜娜一家，在欧阳娣娣出道后“捆绑”的频率逐渐提高。三姐妹和妈妈一起上综艺《是妈妈也是女儿》，展现亲密的家庭氛围和各自美丽。欧阳妮妮转战小红书带货，经常提到娜娜给自己引流；欧阳娣娣则参加《创造营亚洲第一季》《开播！短剧季》时多次提到姐姐出道经历，还经常出现在娜娜的音乐会、一起拍视频。这种频繁合体虽然带来了关注度，却也引发了“消费姐姐”质疑，尤其是在欧阳娜娜粉丝中反弹更强。有粉丝在欧阳娣娣社交平台直接留言：“超喜欢你姐姐，就是不太喜欢你。”

而当第一代的光芒持续高照，第二代就更难摆脱“靠爸妈”的标签。郭麒麟在《欢乐喜剧人》拿到第四名，却仍被网友怒骂“拼爹”。甜馨曾因同学只为流量接近自己而感到被孤立;她cosplay被骂、对比照被质疑整容，还被连带母亲旧事重提，几乎没有喘息空间。

在许多情况下，围绕星二代的激烈舆论并非仅仅出于他们的资源优势，而是因为他们的形象、行为或发展路径触碰了公众的社会情绪投射。大众对于他们的情绪，背后是冲着不公平感、对阶层流动的焦虑。

以黄多多为例，她小时候在《爸爸去哪儿》里是懂事体贴的大姐姐，赢得好评，但也有人觉得她太早熟，“不像个小孩”。她翻译英文原著、演话剧、录配音、参加比赛，每一步都被质疑是“靠爸妈推出来的”。哪怕只是染个头发、发个烘焙视频，穿着稍微成熟点，就能被骂“叛逆”“早熟”。

2023年，一段她教孩子读书的视频中读错了几个汉字，就让“才女人设”彻底翻车，舆论转向冷嘲热讽。到了2025年，她宣布参演大导演程耳的新片，本应是一次正式的职业起步，却迅速变成“拼爹”“靠关系”的讨论场，连从小到大的表现都被重新拿出来审判。这些情绪背后，其实是在投射一种深层的不满：为什么别人出生就站在舞台中央，而我们努力这么久还在门外徘徊？

很多时候，围绕星二代的争议其实并不是针对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刚好碰上了公众心里最在意、最敏感的地方。换句话说，大众的情绪，踩的不是人，而是社会情绪的痛点。

演不进主流，卖得动产品，直播和短视频才是星二代最优解？

其实陈佩斯、陈凯歌、濮存昕、胡军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也都是星二代。但很少有人会在提到他们时第一时间强调这个身份——因为他们早早就凭借作品和实力立住了名字，久而久之，“是谁的儿子”这个标签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回头如今看看那些真正“站住了脚”的星二代，会发现他们走的路都不短。他们没有靠一两部作品一夜成名，而是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站出来”。

王骁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母亲王馥荔是国家一级演员，但他从30岁才开始真正演戏，从小配角赵鞅演起。此后，他在十多年间陆续在不同作品中尝试，直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司命星君才逐渐获得关注。再到《流金岁月》《巡回检察组》《狂飙》等剧中稳定发挥，最终在2024年凭借实力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

杨玏也一样。虽然父亲是资深演员杨立新，但他的出道路并不轻松。从2009年《历史的进程》开始，经历了多个配角积累期，出演了不少作品却一直没火。直到《大丈夫》打响名声，最近又凭借《封神》被更多人看到，才算真正迎来高光时刻。

这也跟行业环境的变化有关。一方面，如今艺术培训普及之后，愿意入行、能入行的人变多了，竞争自然也更激烈；另一方面，在这个讲究流量的时代，谁红、怎么红，受太多因素影响——平台推不推、观众喜不喜欢、能不能跟上热度等等，哪怕资源再好也不能完全决定结果。所以哪怕是星二代，有再好的起点，也不一定就能轻松走红，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

而另一方面，在当代，星二代的身份却让他们更容易成为大众调侃和玩梗的对象。毕竟，他们的成长经历、言行方式，常常与普通人有些“出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在网络语境下，恰好是最容易被拿来调侃和消费的素材。

比如陈飞宇的“阿瑟”绰号，比他参演的大多数剧集都更出圈。这个梗源于2017年他和父母参加的一档综艺《熟悉的味道》，节目里陈凯歌用英文名“Arthur”叫他，结果谐音成了“阿瑟”。更巧的是，当时陈凯歌说了一句“阿瑟请坐”，但现场没有椅子，陈飞宇只好半跪在妈妈身边吃饭。这一幕被网友抓住反复玩梗，“阿瑟请坐”很快成了网络热词。

2024年向佐开始走起了“抽象路线”。从刘畊宏直播间里模仿蜘蛛跳操，到红毯穿女装制造话题，再到在直播间上演变装秀——一会儿披上印花丝巾，一会儿化身“富太太”穿着丝绸套装，频频制造反差感。这种“不走寻常路”的风格，虽然让人摸不清他的定位，但也让他在短视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转型后的向佐，不只赢得流量，也迅速兑现成商业成绩。2024年12月，他与海旅免税集团合作直播带货大牌美妆产品，吸引近1200万人围观，单场销售额预估高达1000万至2500万元。随后两天，他带货累计金额逼近7500万元，一跃登上抖音美妆榜第一。同月，他还在湖南怀化找网红发型师晓华剪头发、卖洗发水，这场直播观看人数突破6729万，靠的正是迎合短视频时代趣味与传播规律的重新包装。

在娱乐圈，想真正走到“阳春白雪”的那一步——演出经典、成为标杆——需要的不只是起点好，更要靠实力、运气、时间和观众的耐心。星二代哪怕从一开始资源满格，想靠着这些一路顺风顺水，也未必能被观众真正“认账”。因为真正被记住的，是做出来的作品，而不是站出来的姓氏。

所以比起在传统文艺场里反复碰壁，直播间和短视频更像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舞台：出身就是看点，争议就是流量，猎奇就是曝光。正如水均益女儿离开央视时调侃的那句：“做新闻肯定干不过我爸”，说出了很多星二代面临的现实——不是不够好，而是很难被“单独看”。

与其说直播和短视频是退路，不如说它本就是他们最合适的主场。在这个舞台上，他们终于可以不绕弯地被看见，不拼运气地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