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1月初,多边体系同时出现两条线:美国扩大“退出清单”,联合国把欠费规则公开化。外界关注点很集中:成员国可以减少参与,但能不能把既有账单也一并甩掉,答案正在变得更清晰。

1月7日,美国政府发布文件,宣布将退出66个国际组织与相关安排,其中包括31个联合国体系内实体。文件强调这是对参与与资助的“审查结果”,并把“不符合美国利益”作为主要理由,随之而来的是撤出与停资的行政流程。

这份清单覆盖范围很广,既有联合国框架下的机构、委员会与条约机制,也包含若干非联合国组织。对外口径把矛头指向“效率”和“方向”,实际效果是把美国从多个议题桌上抽离,让合作项目面临资金与政策的不确定。

联合国的反应没有走情绪路线。1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布声明,表达遗憾,但强调联合国将继续履行成员国赋予的职责,机构运转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决定而停摆。这类表述把争议重新拉回制度轨道。

同一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联合国把更关键的一点说得很直白:美国上一年度没有缴纳应付会费。发言人提到《联合国宪章》第19条,指出欠费达到门槛时,联大投票权可能被暂停,属于宪章条款触发,而不是秘书长的个人选择。

第19条的逻辑很硬:某会员国拖欠的缴款如果等于或超过前两年应缴总额,就会失去在联大的投票权。宪章也留了口子,如果联大认定欠费源于当事国无法控制的情况,可以决定允许其继续投票。

联合国还补充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第19条只涉及联大层面的表决权,并不等同于“被踢出联合国”。也就是说,欠费国仍在组织内,但参与联大表决的资格会被限制,面子与程序都会受到影响。

资金压力是把规则推到台前的现实原因。联合国近年来多次提示现金流紧张,预算获批不代表账上就有钱。经常预算、维和摊款、专门机构项目都依赖按期缴纳,一旦出现大额拖欠,削减与延后就会从文件变成日常管理。

公开报道披露,美国在联合国相关欠款规模约在十多亿美元量级,且拖欠与“退出动作”在时间上高度重合。对联合国来说,这会被解读为双重冲击:既减少参与,也减少支撑运转的稳定资金来源。

把“退群”和“欠费”拆开处理,成了联合国与多个专门机构一致的处理框架:退不退是国家政策,欠不欠是成员义务。联合国强调“法律义务”,意思是账单已经生成,就不能用退出当作清零按钮。

在世界卫生组织问题上,这种框架更直接。1月16日,世卫组织发言人表示,美国有权退出,但前提是必须先缴清拖欠会费。世卫方面说明,美国尚未支付2024与2025年度应缴摊款,合计约2.6亿美元,并已把此事列入执委会议程。

这笔钱不是象征性的“会费”,而是世卫运转的基础盘。公共卫生项目往往靠长期预算维持,出现缺口就会影响监测体系、技术支持与人员配置。世卫把欠费放进议程,等于把问题从外交口水变成组织治理事项。

世卫退出程序还有时间节点:按章程规定,成员国提出退出通知后需等待一年,期满才会生效。这意味着“程序在走”,但“欠费要清”并不会自动消失。退出在法律上可以推进,财务责任仍会被追着核算。

与欠费形成对比的是按期足额缴纳。2025年10月30日,联合国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已全额缴纳当年联合国经常预算摊款约6.8573亿美元。联合国发言体系在公开场合表达感谢,传递的信号是“现金到位”对组织很关键。

分摊比例的变化也说明结构性趋势。联大通过的2025—2027年分摊方案中,美国维持22%的上限,中国比例上调至约20.004%。比例上调意味着责任更重,也意味着一旦按期缴纳,对组织的稳定性贡献更显眼。

“中方主动揽下一件事”发生在海洋治理领域。多家报道披露,中国已向联合国提交申请,争取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秘书处落地厦门。这不是一句口头支持,而是愿意承接日常运转的平台型工作。

这项协定在2026年1月17日正式生效,被外界称为“公海条约”或“高海条约”。它为国际水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统一法律框架,涉及设立海洋保护区、开展环境影响评估、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等关键制度安排。

协定的落地需要一整套机构支撑,包括秘书处等执行架构,以及后续缔约方会议推动规则细化。中国提出承办秘书处,本质上是把“参与谈判与批准”推进到“承担日常机制”的层面,属于更实的制度性投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项协定上的位置更尴尬:美国签署过相关协议,但尚未完成批准程序。没有批准就难以在规则实施阶段发挥完整影响力,而一旦同时在多个机构上退后一步,外界对其“全球议程参与度”的评价会更严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