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迈入从规模增长到结构性跨越的新阶段。后关税时代叠加全球金融格局重构，中美利差倒挂带来人民币融资性价比优势，助推其在全球支付、贸易融资、外汇交易领域实现突破。与此同时，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动摇美元信用，主权数字货币兴起重塑国际货币体系，多重机遇交汇，让人民币国际化迎来加速深化的关键窗口。“IMI财经观察”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以飨读者。

人民币国际化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摘要：

2023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展现出从“规模增长”向“结构性跨越”转变的强劲势头。本文在“后关税时代”及全球金融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背景下，系统分析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贸易融资及离岸市场领域取得的历史性突破。研究发现，中美利差倒挂引发的“融资性价比”效应极大地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融资市场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新政”引发的信用裂痕及其政策不确定性，动摇了美元的避险属性，而国际货币体系中主权数字货币的兴起又为人民币提供了战略切入点。站在今天的节点上，一系列有利因素可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深化。然而，美元霸权的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仍是长期挑战，人民币国际化应当设定更为理性现实的初步目标，通过提高人民币全球份额，取得在极端情况下实现金融安全与经贸自洽的能力。

一

人民币国际化：疫情后的强劲复苏与结构性跨越

2023年初中国经济全面重启后，人民币国际化迎来蓬勃增长，不仅实现规模扩张，更完成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正从全球支付体系边缘迈向核心，逐步摆脱单一贸易结算标签，向国际融资、储备功能深度延伸。

（一）

全球支付、贸易融资与外汇交易份额实现跨越

1.全球支付地位稳步提升

据SWIFT 2025年数据，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排名升至第六位（图1），正式跨越区域货币界限，成为全球流动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提升增强了人民币网络效应，降低中资企业跨境汇兑成本，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多元货币选择，减少对单一主权货币的依赖。

图1 人民币在全球支付市场的份额

资料来源：SWIFT和西班牙对外银行

2.贸易融资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贸易融资是衡量货币国际化的核心指标。央行《2025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份额从2024年的8%升至8.3%，超越欧元等主要货币（图2）。这体现了全球市场对人民币信用与汇率稳定性的认可，在大宗商品与供应链金融领域渗透率持续提升，反映全球产业链对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增强。

图2 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市场中的份额

资料来源：SWIFT和西班牙对外银行

3.外汇交易份额持续扩张

国际清算银行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报告显示，人民币交易份额增至8.6%，交易活跃度显著提升，流动性与市场深度不断优化，有效降低流动性枯竭风险。尽管排名未进一步提升，但全球投资者参与热情高涨，为人民币承担更复杂国际金融职能筑牢基础。

（二）

中美利差倒挂重塑人民币融资性价比

人民币在国际融资领域的突破，核心驱动力是中美货币政策错位带来的持续利差倒挂。2022年起，美联储为抑制通胀激进加息，联邦基金利率升至5.5%高位；中国央行则维持稳健偏宽松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形成“美紧中松”的格局。这一格局让人民币融资性价比凸显，全球企业更倾向借入低成本人民币，替代高成本美元，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人民币从传统结算工具向融资负债转变，标志着国际化迈入高阶阶段。

在低利率优势推动下，人民币融资工具快速发展：2025年熊猫债发行量预计达1600亿至1700亿元，创历史新高（图3）；香港等离岸市场点心债近三年年均增速高达35%—40%，呈现爆发式增长（图4）。同时，人民币跨境贷款、离岸贷款市场持续升温，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使用从结算向深度融资延伸。融资功能的激活，有效破解了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存在的资产端应用受限痛点。过去海外持有人民币以低收益离岸存款为主，如今通过债券、贷款等形式，形成高收益金融资产，实现“融资便利—资产回报”的正向循环，成为离岸人民币市场持续扩容的核心动力。

图3 熊猫债券的发行规模

资料来源：GEIC和西班牙对外银行

图4 点心债券的发行规模

资料来源：GEIC和西班牙对外银行

二

全球货币体系变局：美元主导地位面临深层挑战

长期以来，美元凭借“嚣张的特权”占据霸权地位，但近年来全球政策异动与地缘政治博弈正深刻动摇其信用根基。在后关税时代，美元主导地位的脆弱性不仅源于经济基本面，更源于政策工具武器化导致的信用裂痕。

（一）

“特朗普新政”与美元信用的“信用裂痕”

2025年美国“特朗普新政”的激进转向，对美元长期主导地位形成显著冲击，不仅引发金融市场短期剧震，更从根本上动摇国际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心。2025年4月2日，美方宣布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意图缩减贸易逆差，却在金融市场引发远超预期的连锁反应，一周内美国股票、债券与汇率同步大幅下挫，出现“股、债、汇三杀”（图5）。迫于市场压力，政府暂时搁置高额关税计划，转为威慑工具，市场情绪随后有所修复，股债价格逐步反弹。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数与股市、汇率在4月2日后同步下行，打破了美元作为全球避险天堂的传统叙事。

图5 美国“解放日”后上演“股、债、券三杀”

资料来源：Haver、西班牙对外银行

更值得关注的是三类资产修复轨迹显著脱节：股市5月率先反弹并于年底创新高；债市6月受降息预期驱动基本恢复；美元汇率直至10月上旬才回升至4月2日前水平。市场最初将此归因于资本外流，但该解释难以成立——即便避险资金已于8月前大规模回流美国，美元汇率仍未同步走强。核心原因在于大规模货币对冲行为：关税政策出台后，投资者对美元长期地位信心动摇，大幅提高美元头寸对冲比例。丹麦央行数据显示，该国养老基金与保险公司美元资产对冲比例从1月62%飙升至4月74%（图6）。此类对冲本质是“做空美元、做多本币”，持续压制汇率，反映出投资者仍持有美国资产，但已不再无条件信任美元。

图6 丹麦保险金和保险公司美元支持对冲比例在“解放日”后大幅提高

资料来源：Danmark' s Nationalbank、西班牙对外银行

展望未来，美元汇率将受两股相反力量角力：一是资金供给效应，高关税或缩减贸易逆差，收缩全球美元流动性，对汇率形成支撑；二是投资者偏好效应，若美国政策持续高度不确定，投资者将继续加大对冲甚至抛售美元资产，利空美元。总体而言，特朗普新政在金融层面意外削弱美元信用与稳定性，投资者防御性对冲成为动摇美元体系的关键力量，客观上为人民币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战略空间。

（二）

数字货币重塑国际金融秩序

全球货币体系正处于历史性转折点，未来国际金融秩序将由数字代码重新定义。2025年多国数字货币政策落地，全球在数字货币路径上出现深刻分歧，这不仅是技术路线选择，更是主权、金融稳定与私人部门权力的深层博弈。主权数字货币兴起将丰富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共振，改变现有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当前全球主权数字货币布局呈现三种范式：

美国采取私营部门主导的稳定币路径。2025年7月17日，美国通过《天才法案》，确立以私人机构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要求建立监管框架、明确稳定币法律地位，并强制以1:1比例持有美元或美债作为储备。美元数字化主要依托Circle、Tether等私人发行方推进，借助全球99%稳定币以美元计价的先发优势，试图以市场灵活性巩固美元霸权，延伸至互联网金融各领域。

欧洲在主权防御与技术路径间摇摆。欧央行原本推进央行数字货币（CBDC），但受美国稳定币冲击，内部出现分歧，部分人士质疑在私人稳定币发达背景下是否需耗费巨资研发官方数字货币。尽管如此，出于防范货币主权流失的考量，欧央行仍艰难推进数字欧元，试图在金融创新与主权控制间取得平衡。

中国采用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双引擎模式。公共部门坚定推进数字人民币（e-CNY），2026年实现功能跨越，定位从M0扩展至M1，进入企业支付与深层金融结算领域；同时拥有支付宝、微信支付、云闪付等全球领先数字支付生态。“主权数字货币+高效支付体系”的组合，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三）

美国稳定币模式背后的隐忧与风险

美元稳定币虽占据主导，但其发展存在多重内在风险，在美国国内也引发激烈争论。一是稳定币与美债过度捆绑的“火烧连营”风险，二者形成双向锁定，美债信用波动可能快速引发稳定币挤兑，迫使发行人抛售国债，触发金融市场连锁崩溃。二是低利率环境下的生存挑战，稳定币收益主要依赖储备资产利息，美元进入低利率周期将严重压缩盈利空间，甚至导致亏损，系统在宏观波动中脆弱性极高，难以实现长期商业可持续。三是既得利益集团博弈与铸币税损失，稳定币冲击传统银行存款基础与贷款能力，引发行业反弹，同时替代现金导致政府铸币税流失，加剧金融系统内部分裂，动摇主权货币财政根基。四是地下经济角色引发政治反弹，稳定币因隐蔽性成为跨境走私、跨国犯罪与规避监管的工具，规模扩大后将面临全球监管强力反制，面临严重合法性危机。

数字货币为国际货币体系重塑带来机遇，稳定币虽有一席之地，但并非唯一选择。中国坚持的央行数字货币加顶尖支付生态道路，具备更高稳定性与合规性，有望在未来国际货币竞争中脱颖而出，推动人民币在数字维度实现国际化跨越。

三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六大利好因素

过去十五年，人民币国际化历经复杂曲折周期。在国际货币体系深刻变革、美元主导地位遭遇冲击的背景下，一系列有利因素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深化，这些因素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长期沉淀积累紧密相关。

（一）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改革的顺序问题初步理顺

2010至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迎来蓬勃发展期，海外人民币存款快速攀升至万亿元量级，带动点心债等离岸市场火爆。但2015年“811汇改”成为分水岭，汇改后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海外持币意愿大幅下降，为稳定汇率，资本项下监管趋严，国际化进程由快转缓。反思可见，汇改前我国同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与货币国际化四项改革，经济上行期可协同，外部环境逆转则相互掣肘。彼时资本账户开放较快、汇率弹性不足，贬值预期下资本开放成为资金外流通道，央行陷入稳汇率与国际化的两难。

如今金融改革顺序已初步理顺，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汇率弹性经受市场检验。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美联储激进加息等外部冲击表现出强韧性，告别“僵硬汇率”阶段。未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利率与汇率的掣肘显著减弱，核心聚焦于合理把控资本账户开放节奏，为国际化提供稳定制度环境。

（二）

“藏汇于民”优化中国的国际投资头寸

一国金融实力不仅取决于外汇储备规模，更在于国际投资头寸表的健康度。2015年“811汇改”引发金融市场与汇率剧烈震荡，核心原因之一是当时国际投资结构失衡。汇改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企业普遍借入美元债务，形成“资产人民币化、负债美元化”的货币错配结构，该模式在升值周期可获汇率收益，企业借债形成的美元流入最终转为央行外汇储备，2014年11月外汇储备规模高达4万亿美元。

汇改后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美元债务成为企业负担，企业集中购汇还债，给汇率带来巨大贬值压力，同时引发外汇储备下降，加剧市场恐慌。对比2014与2024年国际投资头寸表，我国投资结构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图7）。过去十年我国减少外汇市场干预，持续推进“藏汇于民”，外汇储备总量基本稳定，占GDP比率下降，储备防御力不变且结构持续优化。企业持有的海外债权、股权规模稳步增长，与海外负债水平更趋匹配，应对外部冲击的汇率敏感度降低。均衡的投资结构为人民币国际化筑牢根基，有效降低外部动荡对国际化进程的干扰。

图7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结构不断优化（2014与2024年对比）

资料来源：Haver和西班牙对外银行

（三）

产业链的全球延伸带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增加

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后，我国贸易摩擦持续加剧，贸易壁垒不断升级。为突破壁垒，叠加国内行业竞争加剧，大量中国企业加快海外布局，疫情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多地落地生根。中资企业天然偏好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业务，既熟悉人民币结算体系，又能借助本币结算规避汇率风险。东南亚等地的中资企业，供应链往来、薪资支付、本地贸易合作等场景均大量使用人民币。

离岸与在岸中资企业、离岸中资企业间的交易，更倾向以人民币结算，这一趋势逐步影响海外企业的货币选择。据《2025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案例，海外船东公司通过人民币贷款支付境外造船款，再将船舶租赁给中国海运公司收取人民币租金。未来中资企业全球布局将持续深化，为人民币创造更多元的跨境使用场景，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融资中的渗透率稳步提升。

（四）

人民币汇率的强势预期

强势升值预期是驱动海外投资者持有新兴国际货币的关键因素。2015年“811汇改”前，人民币凭借升值预期快速拓展海外市场；此后受汇改、贸易摩擦、疫情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以双向波动为主，海外持币动力不再单纯依赖升值预期。当前多重因素支撑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强势，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吸引力。

一是出口竞争力增强，2025年我国贸易顺差达1.18万亿美元，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成为汇率升值的核心支撑；二是购买力平价支撑，过去五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高通胀，我国通胀水平保持低位，人民币存在内在升值空间；三是去美元化趋势提速，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推动全球加快摆脱美元依赖，更多主体使用人民币利好汇率；四是中美政策取向趋同，我国央行认可巨额顺差下的升值空间，美国为提振出口希望美元弱势，双方共识降低人民币升值阻力。

（五）

全球资产配置风向的逆转

疫情期间及后续阶段，中外交流受限导致海外投资者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严重偏见，“中国不可投资论”蔓延，海外资本流入低迷，人民币海外需求受到抑制。随着中外交流逐步恢复，海外偏见持续消散，国际投资者转向务实策略。我国资本市场具备低估值优势，同时高科技领域竞争力提升，投资中国资产成为对冲美国高估值的重要选择。全球资本持续涌入中国股市、债市，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强劲流量入口，带动人民币在全球资产配置中的份额稳步提升。

（六）

国际货币合作日趋成熟

过去十余年，央行主导并参与多项国际货币合作，积累丰富经验，为人民币国际化夯实基础。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方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全球，拥有193家直接参与者、1573家间接参与者，广泛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等全球各区域。货币互换与清算行布局持续完善，截至2025年6月末，央行与42个国家（地区）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效协议32份，规模超4.5万亿元；在33个国家（地区）设立35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覆盖主要贸易伙伴。

货币互换与清算行有效推动人民币海外使用，2023年阿根廷动用人民币互换额度维持经常项目支付，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志性事件。此外，央行积极参与国际清算银行主导的“货币桥”（mBridge）项目，探索央行间跨境本币结算，绕过传统SWIFT系统。mBridge在结算效率、成本、架构等方面优势显著，未来央行将持续深化跨境本币结算合作，借助多元化国际货币合作，持续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广度与深度。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系统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好条件，这些优势并非短期周期机遇，而是我国在金融基建、市场化改革、国际货币合作上长期投入形成的制度性沉淀，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进入提速阶段。但我们需保持清醒，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美元霸权，全球货币使用惯性与美国金融市场优势，仍构成难以突破的壁垒，短期内没有货币能根本撼动美元主导地位。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坚持务实科学的战略，核心目标不是争夺全球金融霸权，而是构建防御性制度屏障，抵御单边霸权与地缘金融压制。未来政策需聚焦两大方向：一是夯实CIPS、mBridge等自主跨境清算设施，力争人民币全球份额突破10%—15%临界值，具备极端情况下与SWIFT有条件脱钩、独立支撑经贸清算的能力，守护金融主权与经济安全；二是持续推进“藏汇于民”，完善监管科技，在扩大开放中守住风险底线。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方向，是成为更具包容性、安全性与韧性的全球货币选择，为构建多极化国际金融秩序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