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夫妇。

尤里斯·伊文思。

哈里森·福尔曼。

敬礼的“红小鬼”。

民兵扛着土制的木炮。

官兵在纺毛线。

《四万万人民》海报。

我军拔除敌军据点。

白洋淀游击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形势教育。

孩子们的玩具是木制手榴弹、地雷和木枪。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一大批外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封锁，走进延安、走进红色根据地，走入抗日最前线，追寻中国共产党足迹，向世界介绍真实的红色中国。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原创展览《红镜头——外国记者相机里的红色中国》，眼下在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云南保山市博物馆等馆热展，吸引众多观众重温烽火岁月。时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一起走近这些珍贵影像及其背后的故事。

斯诺夫妇率先向世界介绍

陕北窑洞内外的人和事

1938年，中共中央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及下设的国际宣传组在武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内外事机构，职责之一是联络国际友人。一大批外国记者、作家、电影工作者受其影响参与援华活动，为中国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最为人熟知的是埃德加·斯诺。1938年斯诺来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珞珈山与周恩来等亲切会谈，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早在1928年初次来华时，斯诺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36年6月，他带着对神秘“红色中国”的好奇，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陕北苏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相识、相交，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红军的真实状况，并将这段经历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斯诺作为第一位到达陕北苏区的外国新闻记者，向世界披露了真实的红色中国，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报春燕”。

展览精选了斯诺拍摄的许多至今仍广为流传的镜头。如，窑洞前毛泽东佩戴红军八角帽的经典照，留着胡须、冷峻硬汉形象的周恩来，穿着与普通战士一模一样的朱德等。除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诺还拍摄了大量根据地百姓和红军日常影像。敬礼的“红小鬼”、微笑面对镜头的护士、红军大学士兵的“欢唱”、军民联欢大会……透过照片，至今还能感受到独特的力量。此后的1937年5月，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历经磨难，孤身到达延安。在历时数月、条件极其艰苦的实地考察期间，她广泛接触苏区群众，采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用钢笔和相机定格窑洞内外的人和事。她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红色中国内幕》在伦敦出版，向世界介绍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

美国记者两度深入根据地

记录前线群像

哈里森·福尔曼是一位优秀的美国战地记者，他用镜头忠实记录抗日根据地的面貌。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福尔曼第一次抵达陕北苏区，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几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经与国民党当局交涉，1944年，他随中外记者参观团再次到达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写下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他还把在华采访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成《西行漫影》画册。

福尔曼等战地记者的镜头，记录了中共领导人的风采，如，在华北敌后战场上的朱德、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五位军事指挥官的合影等。镜头还聚焦于抗日战士群像——红军指战员士气高昂，高举“拥护军委动员令”等标语，决心“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红军的战斗英雄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臂，展示缴获的日军重机枪时满脸笑容； 一队民兵扛着土制的木炮，这些简易木炮用榆木制成，装上石块和废金属，用长绳拉动火绳装置发射；一群八路军战士以阅兵的方式扛着枪行军，每隔一会儿，士兵们整齐地将步枪从一边肩膀换到另一边……

镜头中，除了有拔除敌军据点、民兵在地道中转移等紧张的战时画面，还记录了战士们在南泥湾垦荒、纺毛线、背柴草归来等大生产运动，以及活报剧惟妙惟肖表现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登陆的场景，让我们今天得以跨越80余年目睹彼时的峥嵘岁月。

他们从武汉发出

中国抗战的声音

1938年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这一年，一大批援华国际友人逆行来汉，他们不为猎奇，更不为发财，而是为了正义和和平，以不同方式支援中国抗战。其中，荷兰电影艺术家尤里斯·伊文思带着摄影机和摄制小组，赴台儿庄前线，冒着猛烈炮火，拍摄下日机轰炸、难民逃难、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珍贵画面。之后赴延安受阻，一行人于1938年6月再次来到武汉，拍摄了献金运动、抗战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郭沫若在群众大会上作演讲等镜头。他们还避开国民党当局监视，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拍摄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开会的情景。

得知延安电影团成立不久，对设备十分渴求，伊文思通过中共在汉人员辗转将一台摄影机送至延安。这部摄影机对记录早年延安岁月和我国红色电影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伊文思将在华拍摄的素材，剪辑成大型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以中、英、法三种语言在多国上映，画面中《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慷慨激昂。这部用鲜活的事实歌颂中国人民抗战的史诗片，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支持。伊文思后将影片收入购买了大量药品，送给抗战中的中国人民。

1938年7月，日本著名反战女作家绿川英子，来到设于汉口怡和洋行楼上的第三厅国际宣传处，在电波中大声疾呼：“日军同胞们！别错洒了鲜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她以富有战斗力的声音，有力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引起敌人恐慌。在前线，有的日本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有的呼喊着亲人的名字剖腹自杀……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敌人才查明这位操着流畅日语的播音员的真实身份。绿川英子被日本军国主义污蔑为“娇声卖国贼”，周恩来却称赞她是“真正的爱国者”。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因著作《伟大的道路》对朱德前半生的客观记述而广为人知。在武汉沦陷前夕，当人们都往城外跑时，史沫特莱和秘书却开着吉普车逆向而行，沿途救助中国的伤病员，堪称是战争时代的“逆行者”。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因其名字首字母都有“S”，被亲切称为在华外国记者“3S”。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之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是为数不多的没有撤离的外国记者之一，他被誉为“汉口最后的勇士”。他对中国难民的悲惨遭遇十分同情，曾撰写报道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难民。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馆长周静说，这批外国记者不带偏见，始终追求客观公正的报道，向世界发出红色中国的声音，至今仍为中国人所怀念。他们用文字和镜头展现了真实的红色中国风貌，包括共产党人赤诚的脸庞、战士们日夜操练的身姿、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勇敢和热情等，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贡献，提供了有力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