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为何毅然决定离开北京，开启沪漂新旅程？北京虽繁华，却有着诸多压力与喧嚣。而上海，宛如一颗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他。上海有着更开放的氛围，多元的文化交融，能让他在学术与思想的海洋中尽情遨游。这里的创新活力与高效节奏，给予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离开北京，是为了追寻内心的宁静与对新挑战的渴望。沪漂生活，将带给他全新的体验与机遇，让他在这座城市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编者按】：2025年7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姚洋正式加盟上海财经大学，担任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近日，姚洋在一期视频节目中讲述在北京工作生活四十多年后选择“沪漂”的缘由，对北京和上海、北方与南方的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作为“流落上海的北京人”撰文与姚洋商榷，从不同的视角对“京范儿”进行了解释。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刊发两位学者的“双城记”，以期在这场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交锋中呈现城市精神的丰富与多元。其中，姚洋的“为什么我决定离开北京，开始沪漂新生活”一文由作者本人根据视频文字稿增补改定而成。

我们要开始沪漂了。很多人都问我，你真下这么大的决心吗？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换个地方？

的的确确，和我同龄的那些人，都已经开始准备退休，在家含饴弄孙了。我为什么还要从北京搬到上海来，重新在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呢？

我想有几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方面原因，就是我自己小时候是在江西长大的，尽管后来考大学是从西安考的，但是儿时的记忆总是在脑海里回顾，很多饮食习惯事实上还是南方的。比方说去吃饭，如果有腊肉，我是忍不住的；如果有年糕，我是忍不住的。有一次在临港开会，最后一餐晚宴，准备了两桌，但只来了一桌的人，两桌的菜合到一桌，其中一道是螃蟹炒年糕，两盘里的年糕基本上都被我吃了。所以，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南方人，希望有一天回到南方来生活。

另一方面，我太太也希望到南方来生活，因为她读书是在浙江大学，然后小时候又经常到上海来。我们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地方，总是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搬到南方来生活，搬到上海来生活。以前我太太没有退休，搬动不方便；现在她退休了，我们就可以搬动了。

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南方，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另外，如果从1982年上北大算起，我在北京已经待了40多年。但是说实话，这40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爱上北京这座城市。什么原因呢？我理性地思考一下，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北京城市太大，不适合人居住。说实在的，你在北京想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你是走不到的。比方说我们住在海淀，离我们家最近的地铁站要走15分钟，但走这15分钟路上的变化很小，你会觉得没走过什么地方。但是你在上海，如果走15分钟，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街景，好像走了很长的路。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在北京，你如果想去什么地方转一转，你一定得开车，或者坐公交。北京的路是为汽车准备的，而不是为人准备的。在北京过马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很多地方需要先过到中线，然后等下一个绿灯再过另一半。北京越建越大，从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直到六环，甚至有人说还有七环。北京的通勤的距离越来越长，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怎么走都得要一个小时。

没有喜欢上北京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不太喜欢北京的那些建筑。北京的建筑说句实话都是大而无当，好像看起来很威严，但是非常的不实用，非常的不接地气，不适合人的尺度。

比方说首都机场T3航站楼。刚修建起来的时候，我一走进去就感觉那实在是太空旷了，我个人就变得极其渺小。北京所有的建筑都是追求这种宏伟、宏大，但是不把人当一回事，不适合人的尺度。

其实这和北京的所谓的皇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我的导师第一次来北京，我就请一个学生带他去故宫去看一看。外国人来了，总想去故宫看一看。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是说到了太和殿，他就感觉要跪下来。我说那就对了，皇帝就想让你到了太和殿就要跪下。

在古代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是个非常狭窄的广场。大臣们早晨三四点就起床，睡眼惺忪坐着牛车，到了正阳门那里，就要下车，然后走进去，等到走到了太和殿，他也走累了，刚好扑通一下跪下。这就是所谓的北京的皇城文化。那些建筑也继承了北京的皇城文化的那种范儿。

第三个原因——我在这里可能要得罪北京人了——我非常不喜欢北京人的那种文化。每个人都是大老爷们儿范儿，说的都是很宏大的事情，什么都是浑不吝。但是事实上和他一交往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是感情用事，不用理性去思考。

芝加哥大学一位心理学家学生时代曾经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他在中国做过几个著名的实验，看中国的麦作文化和稻作文化之间的差别。他的结论是，麦作文化的人更加个人主义，而稻作文化的人更加集体主义。麦作文化就是北方文化，稻作文化就是南方文化。但是，北方的个人主义带着一种匪劲儿，大概和北方长期处于游牧民族和汉族的战场上、动荡不安有关。

我和我的一个博士后写过一篇小文章，研究中国南方官员调到北方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发现，南方的干部调到北方去，能够促进北方的经济增长；但是北方的干部调到南方来，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的解释就是，南方的干部，他会把南方的这种理性的文化带到北方去。因为中国官员的权力、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调过去一个官员，就可能改变那个城市的面貌。我想，我们这个学术研究方面的证据，也能表明南北的差异很大。

自打2016年之后，南方的人均GDP超过了北方，之后差距越拉越大。背后的根本性的原因，我想还是南北之间的这种文化差异。差异的根源，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也好、政府也好，他能不能理性地去对待事物、对待问题。很显然，上海甚至包括整个南方地区，恐怕都比北京还有整个北方地区都要做得好得多。

总而言之，我们来到上海，非常兴奋，希望在上海开始我们新的人生。其实，我太太和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也是走南闯北。我们经常到国外去访问，到一个地方又重新安一次家。实际上，我们在西安也不觉得是故乡，因为我们是厂矿子弟，工厂都是全国各地迁过去的，和西安当地的互动很少。所以，我们已经习惯做家乡里的“异乡人”。这次我们来上海安家，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对我们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我非常喜欢苏轼，非常喜欢苏轼的那句诗：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你心在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乡。上海会变成我们另外一个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