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媒体：回避“存亡危机事态”背景，是危险的历史遗忘症
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11月21日文章 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时，一些西方媒体称中方的回应是“过度反应”。这些媒体均未充分解释为何“存亡危机事态”如此重要——而它们对相关背景的回避，恰恰构成一种危险的历史遗忘症，扭曲了我们对东亚安全动态的认知。
“存亡危机事态”并非泛泛的安全术语。它是日本国会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案的一个概念。该法案规定，在“存亡危机事态”之际，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而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指：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方遭到武力攻击，因此威胁到日本的生存，从根本上颠覆了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明确的危险事态。
对中国而言，这种“日本面临存亡危机”的概念框架，直接呼应了日本帝国主义20世纪发动侵略战争时的话术。
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本帝国为自卫自存之目的，将完成战争准备”。这一说法为3个月后的珍珠港事件铺平道路。日本帝国主义为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以及造成大量中国平民丧生的更大对华战争，提出的理由也是这个“存亡危机”。西方史学界对此模式已有翔实考证。当时，中国东北被日本帝国决策者认为是日本的经济“生命线”，被视为应对“日本作为大国的未来生存挑战”的解决方案。
对于曾遭日本侵略的国家——中国、朝鲜、新加坡等——听到日本首相援引“存亡危机事态”及其潜在军事行动的理论框架，往往会唤起世代的创伤记忆。这相当于德国总理在讨论东欧军事预案时使用“生存空间”这个词。
然而，这个历史维度在一些西方媒体报道中只字未提。相关报道未提及南京大屠杀中30万人惨遭杀害的事实，未提及日本731部队对活人实施的残酷生物实验，未承认“慰安妇”——数十万女性被迫沦为性奴隶的事实，未讨论“三光政策”，更未提及数千万中国平民死于战争。
这些媒体机构仅通过单一视角解读两国矛盾。比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称高市早苗给出了“坦率直白的回答”，而将中方关切称为“霸凌”。这种叙事抹去了关键背景：高市早苗彻底抛弃了日本历任首相为避免局势升级而维持的立场。她使用了充满历史意味的措辞，令人联想到日本帝国侵略的逻辑。
一些西方媒体从未解释为何“存亡危机事态”有别于常规安全表述，未承认这代表重大政策转向，更未考虑曾受日本殖民蹂躏的周边国家听到东京使用帝国时代辩护话语时可能产生的正当忧虑。韩国或朝鲜民众如何看待这种表述？当年曾被日本帝国占领军残暴统治的新加坡又作何感想？
这些视角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倘若西方受众知道，对日本言论的担忧不仅限于中国，更波及多个地区国家，这恐怕会动摇当前一些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叙事框架。
这种选择性历史遗忘会产生切实后果。当西方受众不明白高市早苗言论为何具有煽动性时，他们就无法理解驱动地区紧张的真实力量。他们看不到正当的关切。
而且，这种叙事框架为危险的局势升级提供掩护。若将高市早苗的做法描述为“坦率”“诚实”，而非蓄意使用历史敏感词汇的挑衅，那么助长战争风险的煽动性言论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作者弗雷德·张，乔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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