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次上台后，颠覆了美国的外交传统，引发巨大争议。美国《政治报》12月15日刊发题为《对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现在是一个邪恶的角色》的文章，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已偏离传统价值导向，转向以交易为主，这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盟友体系和全球影响力。文章作者劳拉·桑顿（Laura Thornton）是麦凯恩研究所民主项目高级主任。

凤凰网“天下事”编译文章如下：

本月早些时候，我在布加勒斯特出席了一场会议，并在会上与东欧地区的民主活动人士和政治领导人进行了交流。

当时我正在讨论外国恶意干预行动，尤其是围绕选举展开的干预问题，并重点提及俄罗斯在摩尔多瓦发动的混合战争。一名来自匈牙利的与会者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给予匈牙利这位奉行“非自由主义”的领导人欧尔班一年宽限期，允许其继续使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而不受美国制裁。鉴于匈牙利选举临近，而这一宽限措施又直接缓解了欧尔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她质问道：“这难道不是干预选举吗？”

次日，在基希讷乌举行的摩尔多瓦安全论坛上，一名波兰政府官员表达了他对与现任美国政府共享情报的深切担忧。尽管他高度尊重华沙的美国大使馆，但他指出对华盛顿部分领导人缺乏信任，担心所共享的情报可能会遭到泄露，最糟糕的情况是泄露给俄罗斯——正如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发生的那样。

这一周的行程以一场为期两天的民主活动家研讨会收尾。与会者纷纷描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裁撤对他们工作的灾难性影响，无论是在维护自由公正的选举、打击虚假信息宣传上，还是在支持独立媒体上。一名来自格鲁吉亚的与会者表示：“这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而是失去了美国这个民主伙伴。”

随后，其他与会者指出，这种撤出行动实际上向俄罗斯等送上了一份“厚礼”，并成为他们虚假信息宣传的主要目标。一名来自摩尔多瓦的代表表示，“美国已经抛弃了摩尔多瓦”如今已成为俄罗斯的常见论调。

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追踪那些破坏世界各地民主的恶意外国势力，并研究制定应对和防范策略。而眼前的所见所闻却让我猛然清醒。我不禁反问自己：“等等，难道我们才是坏人？”

若认为美国历来都是恪守诚信、始终捍卫全球民主的行动者，未免过于天真。毕竟美国曾多次介入他国内政，支持过一些并未将民众福祉或自由置于优先位置的领导人。尽管美国过去有所不足，但两党对于美国应扮演的角色始终存在广泛的共识：一个可靠的盟友；一个扶助弱势群体、为人权捍卫者照亮前路的自由灯塔。

美国的价值观与其国家利益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尤其体现在这样一种信念上：一个拥有更多自由开放民主国家的世界将使美国受益。正如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名言所言：“我们的利益就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我们的利益。”

在我的工作中，我自豪地见证了这一理念的实践。我曾在多个国家工作，这些国家在贸易、资源开发或国际影响力方面对美国几乎毫无价值，但我们仍然支持它们的医疗、教育和农业项目。我们也曾声援世界各地的民主捍卫者和自由战士，而从中获得的物质利益微乎其微。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与数百名外国援助者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共事过，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获取有利的贸易协议”或“殖民资源”而投身此业。

然而，今天的美国外交政策已经背离了这一方针。它抛弃了二战后建立的盟友共识及捍卫自由的价值观，转而以交易和谈判为中心，利用关税来进行惩罚或奖励，并以经济利益而非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来界定盟友关系。

新的意识形态联系也在形成——只是它们不再是过去那种民主联盟。今年早些时候在慕尼黑安全论坛上，美国副总统万斯选择会见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而非时任总理朔尔茨。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充当了跨大西洋的桥梁，将欧洲的极右翼运动与美国的极右翼势力联系起来，为像欧尔班这样的铁腕人物提供了平台。

最近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体现了这种战略转向——从价值观导向转向更注重利益交换的联盟关系，同时表达了对“欧洲爱国政党”的青睐，并呼吁“抵制”该地区的“当前的发展轨迹”——这显然指向欧洲的非自由主义极右翼运动。

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显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关闭不仅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悲剧，更严重削弱了那些争取自由、人权与民主人士的抗争力量。根据我与摩尔多瓦相关组织的交流，尽管欧盟等国际力量仍在协助摩尔多瓦抵御俄罗斯在今年9月选举前发起的混合攻击，但美国的撤离实际上助长了克里姆林宫的攻势。

我们的合作伙伴感到担忧，并怀疑美国究竟站在哪一边，这本应在我意料之中。尽管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往往反映了该国的优先事项和价值观，但我相信，美国人民仍然可以找到办法来改变这种认知。

联盟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它们也可在次国家层面建立，例如让美国的民主城市或州与其他国家志同道合的地方政府缔结纽带。正如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并不代表其反民主的国家领导层一样，我们同样可以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并分享各自的经验教训。

此外，也可以在公民社会层面建立伙伴关系。美国的许多民主与公民组织、新闻工作者及基金会都坚信美国应奉行亲民主的外交政策，并希望与全球民主力量共同构建合作网络。

上个月在布拉格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前德国政府官员猛拍桌子，斩钉截铁地宣称：“跨大西洋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我完全理解这种感受。

我理解，民主世界可能确实会放弃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关系。但我想对他们说，当美国国家领导层更迭时，抛弃他们的并不是我们的民主组织、资助机构或更广泛的政府体系。人际关系可以有多种形式、层次和联系，如今大西洋两岸支持民主的力量必须开辟新的合作与支持渠道。

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不要如此轻易地放弃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