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0日晚，罗永浩2025年度科技创新分享大会（下称“科技春晚”）在上海举行。罗永浩迟到了40多分钟才出现在讲台上。

次日凌晨两点多，他在微博发文解释称，自己长期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影响，由此带来了不少现实问题。比如，自己的发布会都是没有彩排直接上去硬讲；幻灯片从来没有提前做完过；他目前体力不太行，已服用专注达十多年，但目前服用最大剂量也不太管用；如果ADHD换药失败，或是不能用锻炼彻底改善体能问题，不会再举办这种大型活动。

公开资料显示，罗永浩是较早进入中国公众视野的成人ADHD人士之一。早在2016年，他就曾公开讲述自己的确诊经历。ADHD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依据相关专家共识，有30%—50%的患者症状会持续到成年。相比儿童，成人ADHD往往合并更多情绪或功能问题，也更不容易被识别，对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广，比如难以完成学业、频繁更换工作、婚姻破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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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越来越多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中心主任医师叶敏捷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曾在门诊中接诊过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高校教师，对方咨询自己是否患有 ADHD。叶敏捷回忆，这名女性最突出的困扰是上课频繁迟到。她为此感到非常痛苦，明明设了好几个闹钟，却依然无法按时到达课堂。在学校里，她多次因迟到问题被提醒和警告，甚至一度面临被解聘的风险。她每次都下定决心要改，但始终很难做到。经过系统评估后，这名女性最终被确诊为 ADHD。

多名受访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年来临床上接触到的成人ADHD患者数量明显增加。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团队增设了ADHD综合干预门诊，面向成人及儿童患者，由该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担任学科带头人。郑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ADHD门诊多设在儿科，不少成年人只能挂儿童门诊的号，心理上会感到不适，甚至产生抵触情绪。随着ADHD专病门诊的设立，前来就诊的成人ADHD患者明显增加。但从全国范围来看，ADHD专病门诊仍较为有限。

据《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以下简称《共识》），成人ADHD患病率尚无一致结论，综合现有文献，目前国内患病率约为3%。郑毅参与了该《共识》的制定。他指出，尽管近年来成人ADHD的确诊人数有所上升，但与真实发病规模相比，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尚未被识别。

为何成人ADHD患者越来越多？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院长陆林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近年成人ADHD受到关注，更多反映的是识别率和社会认知的提升，并不意味着患病率突然上升。过去，成人注意力差、效率低常被归因为性格或情绪问题，没有进入医学诊断体系。随着研究深入，这类神经发育性障碍逐渐被正确认识。同时，现代社会信息密集、工作和学习节奏加快，对专注和自我管理能力要求提高，使部分人群在高压力环境下症状更加明显，从而主动就医。

成人症状可追溯到童年早期

成人ADHD的诊断和治疗，至今仍面临着多重挑战。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ADHD是多种生物学、心理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多名受访专家指出，ADHD并不是只发生在儿童期的疾病，而是一种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所谓“成人新发ADHD”在医学上并不存在，成人患者的症状一定可以追溯到童年早期，只是当时未被识别或重视。

郑毅表示，诊断ADHD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患者在儿童期就已出现过相应症状。医生在评估时，需要回顾患者从12岁之前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症状表现，而不是只看当前状态。

叶敏捷在临床中观察到，成人 ADHD 患者的核心特征其实较为相似，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注意力难以保持稳定；二是情绪波动较大；三是在行为上容易冲动。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玉龙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成人 ADHD 的诊断过程往往较复杂。医生需花费不少时间与患者沟通，详细了解其发育史。如果患者合并其他心理或精神问题，还需先处理共病，再持续观察，往往要经过多次就诊，才能做出明确判断。

陆林表示，成人ADHD症状容易与压力过大、焦虑抑郁或一般拖延混淆。ADHD通常具有早期起病、长期存在、在多个生活场景影响功能的特点，而压力或情绪问题多为阶段性，随环境改善而缓解。常见误区是把短期状态问题当作ADHD，或将真实的ADHD简单理解为“不自律”。“成人ADHD需由专业精神科医生进行系统评估，早发现、规范诊疗，不宜自行判断或用药。”

多名受访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成年人通过阅读书籍、网络自测等方式，对号入座后主动到医院求证。但李玉龙称，前来找她就诊的自我感觉是ADHD的100多个成年人里，最终确诊的不足10人。

多位专家一致认为，儿童和成人ADHD的诊断标准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随着年龄增长，症状的外在表现发生了变化。郑毅举例说，成人ADHD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多动”行为往往被压制或内化了。多数成年人已学会在社会环境中约束自己，童年时期那些明显的敲桌子、下位子、来回跑动等行为，在成年后不再那么突出。

前述《共识》提到，因多动而主观体验到心慌意乱，坐立不安，也是诊断成人ADHD的标准之一。叶敏捷补充，成人ADHD更常表现为一种“静不下来”的状态。比如在会议中明明坐着，却总想站起来走动，或身体保持不动，但思绪早已游离，难以持续投入当前任务。

共病比例高

郑毅谈到，成人ADHD的治疗难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发现和干预普遍偏晚，很多患者直到成年、问题已积累多年后才开始就诊；二是共病比例高，前述《共识》指出，成人ADHD的常见共病包括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等，其中约45.76%的成人ADHD患者合并抑郁障碍。

在药物治疗方面，目前针对 ADHD 的用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长效哌甲酯缓释制剂为代表的中枢兴奋剂，如专注达；另一类是以托莫西汀为代表的非兴奋剂药物，如择思达。

李玉龙表示，如果上述药物效果不理想或患者不能耐受，还可以考虑使用可乐定或胍法辛等药物。如果存在共病情况，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联合使用其他药物，例如抗抑郁药、用于治疗双相障碍的药物，或改善睡眠的相关药物。

陆林还指出，相当一部分医生，甚至包括部分专科医生，仍将 ADHD 视为“儿童疾病”，导致真正的成人患者难以查明病因。国内相应医疗资源也存在严重匮乏，儿童精神科医生本就稀少，用药方面也存在限制，哌甲酯等一线治疗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因此一些患者可能无法及时得到相应治疗。

此外，他表示，成人ADHD患者在学校和职场中几乎缺乏系统性的支持体系。他们往往更需要认知行为治疗、执行功能训练、职业指导以及环境调整等非药物干预方式，但这类社会心理支持资源在现实中非常稀缺。

在郑毅看来，行为治疗同样是被充分证实有效的 ADHD 治疗手段。从实际效果看，在不少情况下，行为治疗并不逊色于药物治疗，甚至可以达到相近的改善效果。但在现实操作中，行为治疗的推广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这类治疗对医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要求很高；另一方面，目前医院的收费体系和配套机制也尚不完善，限制了其广泛开展。

记者：牛荷

编辑：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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