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靖含 编辑 | 吴擎

1月18日，有志愿者发现，鄱阳湖湿地共青城区域，出现了数十处掺毒稻谷点，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头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额雁在内，共上百只鸟被毒死。这些珍稀动物，永远停止了它们的迁徙之路。

“这能判几年？”第一时间接到消息，赶往现场的网友“渔猎齐哥”在视频中举起一只十来斤的白头鹤尸体，翅膀展开足足有半人高，他的眉头因此皱成“川”字。

网友“渔猎齐哥”在视频里举起一只白头鹤尸体 / 图源：@渔猎齐哥

这已经是短短40余天内，鄱阳湖区域第二起大规模毒鸟事件。就在2025年12月5日，余干县曾发生东方白鹳中毒案，三人落网。东方白鹳系濒危物种，全球现存仅约9000只。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动物保护专家周海翔看到视频后，凭借多年在鄱阳湖进行生态调查的经验，他对事件做出了初步判断：“看毒饵和死亡的鸟况，投毒时间较长，投毒前期的猎物已经被捡走，后来毒死的没被捡，因此才被发现。”

鄱阳湖水域广阔、入口众多，监控排查不易。然而，事件进展却出人意料地迅速。1月20日晚，江西省共青城市警方发布通报：已查获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江西省共青城市警方通报

从视频曝光到警方通报，不到48小时，展现了民间力量和公众对候鸟保护的敏锐和自觉，以及江西在处理鄱阳湖生态案件上的成熟响应机制。

但在这种背景下，湿地生态仍然屡遭侵害，现实不得不让人反思：在人鸟共生情况越来越复杂的当下，我们该如何与这些年复一年、跨越千里赴约的候鸟共存？

毒杀

冬季的鄱阳湖滩涂，因枯水期到来而遍布干杂草，数十处毒稻谷点如同死亡的陷阱，隐匿其中。候鸟们一如往常在这些地方觅食，却没有料到这一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渔猎齐哥”介绍道，根据现场投放稻谷的位置，可以看出，有人带着大量掺毒的谷类，沿着滩涂往深处不断投放。不少大雁直接死在毒稻谷旁边，毒药药性极强，而被毒杀的鸟类尸体散布在湿地各处。

此次及2025年12月发生的另一起案件所使用的毒药，均指向同一种物质——呋喃丹（克百威）。呋喃丹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属于剧毒范畴。它虽被允许用于特定农作物的种子包衣以防虫防霉，但已被明令禁止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使用。

根据1月18日鄱阳湖现场鸟类尸体的状态，周海翔判断，实际中毒死亡的候鸟数量可能超过已发现数量。当鸟类中招，盗猎者会先捡走易销售的大雁，而将难以售卖的国家保护动物，比如鹤类遗留现场。而投毒后期，随着毒饵因降雨、潮解等原因毒性减弱，被毒杀的鸟类数量有所减少，但并未停止。

湿地内的疑似毒饵 / 图源：新京报

这类投毒案件的作案手法隐蔽，其特点是投毒与捡拾猎物的环节在时间上分离，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复杂因素，增加了取证和抓捕的难度。但此次案件侦破速度超出预期。这背后，既有社会舆论形成的强大监督压力，也得益于江西省长期在保护鄱阳湖生态过程中积累的执法经验与联动机制。

案发时，江西省林业局与公安厅联合开展的“铁拳净湖2026A”专项执法行动正在推进，其中提到重点打击与整治猎捕毒杀候鸟行为，“严厉打击非法猎捕、交易野生动物，清除猎捕工具”。

几只东方白鹳在江西省湖口县鄱阳湖鞋山水域栖息 / 新华社记者万象 摄

目前警方以“涉嫌非法狩猎罪”立案，但周海翔指出，此次鄱阳湖投毒并非使用包衣种子，而是直接购买的呋喃丹，因此，购买者明知这是高毒物质，却故意将其投放在公共水域和湿地。这种行为不仅针对野生动物，更对公共环境安全构成威胁，从法律性质上，完全可以按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责任。

南风窗查询到一例近期司法判例，同样是毒杀动物：2025年12月，北京一男子因2022年9月在小区投放氟乙酸钠（剧毒类化合物）毒死9条宠物狗，被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有法学专家强调，在公共场所投毒，其危害对象具有不可控性，严重危及公共安全。

野生动物保护

周海翔分析道，投毒者的目标非常明确：猎杀“易于贩卖”的野生候鸟，比如大雁。尽管野生大雁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由于存在合法养殖产业，不法分子便可以将毒死的野生候鸟运至某些管理松散的养殖场短暂过渡，再以“养殖大雁”的名义“洗白”，流入市场，获取高额利润。

事实上，自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出台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后，毒杀候鸟的犯罪得到遏制，整体呈锐减趋势，但近一两年出现了小幅抬头的迹象。这一现象背后，实际上关联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下称“野保法”）在实践中的执行困境。

2020年，我国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周海翔提到，野保法虽然冠以“野生动物”之名，但其详尽的规定，主要都围绕着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展开。对于大量非国家重点的野生动物，比如“三有”（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动物或其他普通野生动物，主要体现在规范猎捕和禁止食用上。

然而，盗猎行为隐蔽性强，执法者难以做到有效发现和取证，违法者被查获的概率极低。这导致了实践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在许多鸟市上，大量鸟类一看便知是野外捕获的，执法部门也能查扣、放飞，但往往难以推进到实质性的惩处。核心难题在于，执法人员“怀疑它是野生的”，却很难拿出确凿证据，证明它来自“盗猎”这一特定环节。

这是由于，在打击盗猎和非法贸易时，法律并未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当执法人员在市场上发现疑似野生的鸟类时，必须由执法方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去搜集并证明这些鸟类来自非法盗猎。如果无法获得盗猎的直接证据，就无法定罪。

因此，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盗猎行为本身极为隐蔽，而到了公开的市场流通环节，法律却因举证困难而难以介入。这导致市场上大量明显来自野外的动物，其贩卖者难以被有效追责和惩处。

周海翔在鄱阳湖救助一只白鹤 / 受访者供图

相比之下，对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法律规定了从盗猎、运输到买卖的全链条违法责任，执法依据明确得多。

多位业界专家都曾公开探讨，如何在法律层面进一步加强对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司法保护，这成为完善我国野生动物执法体系的重要课题。

人鸟共生

毒杀候鸟现象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日益鲜明的趋势：人与候鸟之间的“伴生”关系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周海翔向南风窗详细地论述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国际上已发生的警示案例。

他指出，以鄱阳湖为例，如今大多数鸟类并不长期密集栖息于湖区内部，而是将湖区作为夜间栖息的“宿舍”。白天，它们会成群飞往周边农田觅食，如收割后的稻田、藕塘、芡实塘等。尤其是随着机械收割的普及，田间散落的谷物增多，前往农田觅食已成为鸟类常见的行为模式，这也构成了鸟类与人类之间一种自然的“伴生”关系。

候鸟在江西省湖口县鄱阳湖鞋山水域栖息 / 新华社记者万象 摄

然而，这种伴生也引发了新的问题。鸟类在农田中聚集，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投毒目标。此外，被毒死的鸟类若被不知情者捡拾食用，还可能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与此同时，随着公众护鸟意识的普遍提升，农民面对前来觅食的鸟群往往不再驱赶，但这直接导致农作物受损，农民承受经济损失。

为缓解人鸟矛盾，政府曾推行补偿机制，例如，距离保护区外围5km以内，亩均补贴60-80元，但这种方式——周海翔形容为“撒芝麻盐儿”——会导致未受损农田同样获得补偿，而真正损失惨重的农户，“比如一亩藕塘本该收入3000块，现在只补70块，这根本没用，解决不了问题”。

如今，一些地方正在探索更有效的路径。在湖北，他见过藕农在跟保险公司的人谈投保。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将政府补偿资金转化为保费，由保险公司进行精准定损理赔，“谁受损、谁受益，损失多少、补偿多少”。例如，2023年，安徽东至县就实现了当地首例鸟类致害农作物保险赔偿案结案。

但近年来，除了因农业生产自然形成的“伴生”，还出现了另一种形式——“刻意伴生”。

例如在鄱阳湖的插旗洲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人们专门种植庄稼而不收割，将其留给白鹤、天鹅等鸟类取食。当食物不足时，当地还会额外购买玉米、稻谷进行投喂，以维持鸟类的生存。

1月12日，江西上饶市余干县白鹤洲拍摄的候鸟 / 新华社发（曹正平摄）

类似做法也见于河南三门峡等地，通过在滩涂区域大规模投喂玉米，吸引鸟类聚集，用于生态观光或塑造区域生态形象。但周海翔直言，这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生态好转，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虚假的生态”。

在他看来，对候鸟而言，只要自然湿地得以恢复、植被生长良好，它们自然会在此栖息，无需依赖人类投喂。而“刻意伴生”虽出于善意，却可能导致野生动物逐渐失去对人的警惕，干扰其自然习性。更令人担忧的是，过度集中投喂会使鸟群大规模聚集，增加疫病传播与突发死亡的风险。

2023年，日本出水市发生了约1600只白头鹤及白枕鹤死亡事件，就是因为投食种群过于密集，禽流感疫情一来就瞬间大量死亡。更早前，印度还发生了因药物毒害导致的秃鹫（非鹤类）种群崩溃的生态灾难。

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要实现真正的生态繁荣，仅靠严厉打击盗猎等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

更为核心的一步，是将湿地真正地“还给”候鸟，为它们保留不受过多干扰的独处空间，最终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这意味着，在湿地管理中，应最大限度地减少非必要的人为建设与人类活动，尊重并维护其自然的水文节律，比如旱涝交替。这是促进湿地生物多样性、维持底栖生物和鱼类资源的关键，也是为候鸟提供稳定、健康的食物链基础。

候鸟在江西省湖口县鄱阳湖鞋山水域飞翔 / 新华社记者万象 摄

当然，周海翔提到，“把湿地还给候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拆除所有人类工程。像鄱阳湖周边的大堤等水利设施已建成多年，形成了新的生态背景。保护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恢复和保障湿地的自然生态功能。

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科学概念是“生物承载量”（或称生态系统承载力）。它指的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一个生态系统所能可持续承载的某类生物的最大数量。这个承载力并非固定不变，生态系统拥有自调节的能力。

在自然界中，当某个区域的种群数量超过当地承载力时，平衡会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实现：一是迁飞（候鸟扩散到其他栖息地），二是种群数量调节（包括因食物竞争而导致的死亡率上升）。

2024年1月6日，在沈阳桃仙机场南航北方分公司货运部，沈阳猛禽救助中心负责人王唯彦（左）准备将东方白鹳运往江西 / 新华社记者杨青 摄

后者看似残酷，但周海翔指出，“这种‘饿死’本身就是一种平衡机制，就像自然灾害一样，也是自然平衡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喜欢某种动物，就觉得它的数量应该一直增长，这是不对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这种动态平衡，需要公众去理解。”

这种尊重自然规律的观念，也体现在具体的野生动物救助实践里。

从20余年前创办猛禽救助中心开始，周海翔最初的理念是：只要遇到受伤或需要帮助的猛禽，都会进行救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念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如果猛禽所遭遇的伤害并非由人类活动直接导致，而是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人类可以选择不干预。

2024年1月8日，在位于江西省鄱阳县的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将东方白鹳等被救助的候鸟放归大自然 / 新华社发（卓忠伟 摄）

其中一个大的板块就是“幼鸟学飞”阶段。现在，许多公众看到幼鸟在地面扑腾，会误以为它受伤或落巢，出于善意进行救助。但周海翔提示道，这通常是晚成鸟（如红隼、喜鹊）学飞的正常阶段，不应干预，带走幼鸟，反而剥夺了它学习关键生存技能的机会。

“我们只要不有意地去伤害候鸟就行。”

现在正是候鸟在南方越冬的关键季节，在落日晚霞中，万鸟翩飞的景象频频被记录下来，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慰藉。

但要长久留住这份诗意，还有漫漫长路。

首图来源于新华社记者万象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