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家经营多年的餐饮小店，在短短几天内突然变得“无人问津”，原因可能仅仅是一句没有由来的闲话：“那家老板有艾滋”。

最近几年，这类针对餐饮店的谣言在各地反复上演，几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闭环：餐饮店被造谣、营业额暴跌、店主报警并验血、警方通报辟谣。尽管得到官方“正名”，谣言留下的阴影却难以轻易散去，生意可能也回不到从前。

更让人无力的是，尽管谣言在熟人社会和网络中快速流窜，源头却常常无从寻觅。即便找到了某个传谣的人，对方也常常声称是“听别人说的”——没有具体面孔，没有缘由，伤害却实实在在地发生。

为什么这些谣言，总能精准地找到餐饮小店？为什么这类谣言被辟谣过很多次，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却总能屡试不爽？

文丨谢紫怡

编辑丨王珊瑚

谁也说不清那阵风是怎么刮来的。孙平只是记得，原本平静的生活突然冒出一个传闻，人们说他“得了艾滋”。

那是2025年10月，有些老客人或许听说了风声，但没好意思开口问他。直到他接到朋友的电话，对方语气中带着吃惊，更多的是提醒，“怎么有人这样传你？”孙平觉得很荒唐，一开始没有放在心上。

电话陆续从本市、成都，甚至北京打来。每个朋友都说，消息是从“另一个朋友”那里听到的，是微信群里传来的，大概内容是：他赚到钱了，“在外面乱来”。

孙平35岁，在四川某地级市经营一家麻辣串店。20岁出头，他就跟着姐姐学做餐饮，后来有了自己的店。十几年来，他守着这家店，把它从一间小铺子慢慢扩展到一百多平米，也看着熟悉的客人从小孩长大，结婚生子。

他的店开在巷子里，却是大众点评“本地美食热门榜”的第一名。招牌的现切腰花，裹满辣椒粉，本地人称赞那是“巴适”的老味道。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过来打卡。店里不做外卖，每天只营业5个小时，门口经常排着队。

谣言是针对他的，也是冲着这家店的。当初靠着口碑做起来的店，如今同样靠着人们的口口相传，让谣言传进了这座小城的街巷。

孙平的爸爸每天早上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熟识的菜贩子很快围上来询问，他们从别的顾客那儿听说了传闻。几公里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菜市场，在那里卖菜的人也都知道了。

“大爷大娘坐在一起，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一路上就议论开了。”孙平说。10月下旬，店里的生意突然变得不好，头一天晚上还在排队，第二天就没人来了。

他打开店门，周围都是熟悉的街坊邻居，但没有人进来。

“就像一个‘罪名’扣在我的头上。”回家的路上，他和妻子戴着口罩，低着头。他们尽量走得快一点，好像这样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

恐慌也在店内扩散。帮工的阿姨们也受到影响，听说老板得了艾滋，亲戚劝她们不要再在那儿工作。

谣言传播最凶的时候，有人打12345举报，说店主有艾滋病仍在经营店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人检查了两次，店里的健康证和经营手续都齐全。接着，局里的领导又找孙平谈话。事情陡然升级了。

为了自证清白，他和店里十几名员工一起做了血液检测。那一刻他才意识到，那个起初他觉得荒诞不经的传言，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件大事”。

●孙平的串串店。图片来自网络

关于艾滋病的谣言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早在2011年，就有人谣传艾滋病患者将自己的血滴到食物里，导致有人被感染。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向媒体辟谣，艾滋病病毒不会通过餐具、饮水、食品传染。自艾滋病病毒发现以来，国内外没有一例经食品传播艾滋病病例的报告。

但谣言传播的土壤并未消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在其专著《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中梳理，过去二十几年来有过对“艾滋针”“艾滋西瓜”“艾滋牙签”“艾滋烧烤”等一系列谣言的反复辟谣。谣言总有一种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传播的生命力。

如今，餐饮小店成了谣言的新宿主，“老板得了艾滋”，成了一种新的都市传说。

2025年，湖北恩施来凤县的张鑫一家也深陷其中。春节前，他的小吃店刚被本地文旅局列为家乡美食推荐，过年时，返乡的人回来了，关于他家“有艾滋”的谣言也来了。

●张鑫店里卖的特色泡菜。图片来自网络

谣言还在变体。张鑫的小吃店是从他妈妈梁女士开始做起来的，也是上了点评榜的老店。梁女士回忆，谣言先是指向她两个儿子，后来，又指向她和丈夫。正月十五，一家人决定报警。

因为这个谣言，他们收到了顾客的辱骂语音。为孙子交幼儿园学费时，老师说，得拿出爷爷奶奶的检测报告才能行。他们一家做了血检，最后不仅把检测结果贴在店门口，还发在了网上。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在早期研究中提到，21世纪初，社会上流传着很多“艾滋针”谣言（谣传艾滋病患者用装有艾滋病毒血液的注射器乱扎市民），曾引起过集体恐慌，虽然谣言被攻破，但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成见却没有粉碎。

在四川， 被造谣后，孙平不自觉也代入了那种病耻感，总觉得别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有天上小学的孩子回家问，“为什么别人说爸爸有艾滋？”孙平非常意外。原来，孩子的小伙伴被家人叮嘱“不要跟他玩”。他那时决定尽快辟谣，也是害怕孩子在学校被孤立、被嘲笑。

放眼全国，近几年，针对餐饮小店的艾滋谣言总在反复上演。

最近的是2025年12月，辽宁喀左县流传“个别餐饮商户感染艾滋病”，官方后来发布通报，7名受检者结果均为阴性。

还有一些谣言非常具体：2025年6月，江西黎川的一家早餐店被传“老板得了艾滋，在粉里掺血报复社会”；2024年8月，浙江湖州的一家咖啡馆被传“老板娘有艾滋，传染100多人拉去检查”。

看似荒唐的谣言，足以给一家店带来巨大的打击。2025年3月，浙江嘉兴一家烧卖店的夫妻被造谣后，店里20多天没有生意，每日营业额缩水至百元。店主金女士面对采访镜头时激动地说：“我愿意拿出5万块去奖励（提供线索者），我要把造谣者抓住，让他绳之以法！”

●张鑫在直播间辟谣。

造谣或许只需动动手指，但辟谣却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成倍的精力，以及巨大的社会成本。孙平说，光是为这个事东奔西跑，一天开车就跑了一箱油。他反复去派出所、疾控中心，只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艾滋。

政府部门安排了血液检测，又联系当地融媒体采访报道。尽管官方的背书带来了一定说服力，但直到现在，店里的生意都不如以前了。

孙平没能找到造谣者。追查需要谣言传播的证据，能追溯的只有聊天截图，他想找朋友要，但朋友也顾虑到是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的，“牵扯到人情”。他去警察那里问了几次，最后也没了回音。

在湖北恩施，张鑫一家报警后，发动亲戚朋友帮忙找证据，最终找到了关键的微信群聊截屏。有几张是同一个人在传播。一个多星期后，警察找到了那个人。

让张鑫意外的是，对方是一位本地的年轻女性，他们并不认识。那个人也是做生意的，但不是同行，她甚至还来店里吃过饭。

在派出所，一见面，女人就跪下了。她说，没有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她称自己不是造谣者，而是“听别人说的”。但证据显示，她至少在两个微信群里传播了相关谣言。

“我们想，都是本地人，再加上考虑到她有小孩，如果真的坐牢（指拘留），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就饶恕她了。”张鑫说，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了和解。

2025年2月28日，那个女人写了道歉信，拍摄了一段道歉视频：“本人于2025年2月3日使用手机在微信群内发送……对张鑫和家人造成了严重影响。在此我向张鑫和家人赔礼道歉……网络非法外之地，也请大家引以为戒。”

●给张鑫、梁女士道歉的女士。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店是被恶意造谣，张鑫在抖音上直播了将近一个月，放上血检报告、辟谣声明，和对方的道歉视频。直播间里有人说，要“接住这波流量”。

很多人问过张鑫的妈妈梁女士，发布对方的道歉视频时，为什么要给那个人打马赛克。梁女士回复：“造谣的挖了一个坑，看谁掉坑里，她（指传谣者）一不小心掉坑里，我不想让别人再受到伤害。”

不久之后，河南一家同样被艾滋谣言困扰的面食店老板联系张鑫，想要请教怎么摆脱谣言。张鑫告诉对方，一定要先报警，尽可能搜集证据，第一时间把权威的检测证明公之于众。“现在大数据毁人很快的，但你要救人的话，也是要靠大数据。”

维权也是一场耗费心力与时间的持久战。北京浩天（武汉）律师事务所专注于网络侵权领域的律师李珊指出，商户一旦遭遇网络谣言侵害，首先应着手取证，再通过民事诉讼维权，要求对方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承担维权合理支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多在几千到几万之间，往往难以覆盖店铺实际遭受的经营和商誉损失。

李珊强调，任何面向公众传播谣言的行为，都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能以‘别人说的’为由推卸责任，谣言因为一次次的传播而扩散，传播者同样可能被追责。”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一旦谣言的传播范围扩大，引起社会恐慌，不仅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符合刑事立案标准的，还可能涉嫌诽谤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同时她也指出了现实困境，“有句话叫‘法不责众’。一件事情大家都在传，尤其是私人之间的传播，责任主体往往难以明确锁定，取证也存在客观困难。这也导致许多受害人最终不得不放弃法律途径维权。”

●之前听说孙平有艾滋，顾客称都不敢去店里。

谣言难以溯源，即便找到造谣者，受害者面对的，往往也只是一个陌生人和一个模糊的理由。

就像嘉兴那家烧卖店的老板娘金女士所经历的那样。她说自己天天跑去派出所问进展，最后找到了造谣的人。“我问他为什么要造谣，他也没有说，那个人跟我无冤无仇的。”但伤害已经造成，她请了律师，已经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另外根据湖州公安通报的消息，那位造谣咖啡馆老板娘“传染100多人”的发布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认识老板。他称自己是偶然听说“小道消息”，出于“猎奇”与“八卦”心理，便在一个400多人的群聊中发送了那条消息。

警方也在大力参与辟谣。江西黎川被造谣的早餐店老板报警后，他了解到的情况是，先是有人在直播间造谣，含沙射影地说“某早餐店（有艾滋）”，后来有人继续在群聊里扩散，越传越玄。当地派出所最后找到了三个传谣的人，同样是陌生人。后来警方也专门拍了一条辟谣的宣传视频。

为什么看似荒唐的艾滋谣言，总能一次次在餐饮小店死灰复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雷霞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旧谣新传”现象。她做过很多谣言研究，像餐饮店有艾滋的谣言，只是把老谣言里的时间、地点、餐馆名字换一换，核心的虚假说法不变，就能借着大家的信息差重新传开，让老谣言换个“新马甲”继续传播。

“这类谣言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它精准地戳中了人们对健康的焦虑。它构建了一个具体的场景，好像只是日常出去吃顿饭，就可能面临感染风险。”雷霞分析，涉及生命健康和食品安全的消息，很容易引起传播。尤其在熟人社会的圈子里，大家天然就放下戒备，很容易先入为主地相信。

如果要分析动机，初始造谣者多数情形下，可能是为了情绪宣泄、博取关注、恶意竞争，或利用公众知识盲区（如艾滋病传播常识）制造恐慌。为了规避责任，他们不一定会承认自己就是最早造谣的人。而庞大的传谣群体，也很容易相信符合自身恐惧或偏见的信息，也许抱着“随手转发不碍事”“好心提醒”的心态，传谣也成了他们的“社交货币”。

很多被造谣的餐饮店都是社区里的老店，雷霞强调，在线上、线下复杂的人际网络中，谣言传播会呈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状态，人们普遍都是“听说”“据说”，没有明确信源，导致谣言的来路像一团迷雾，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到现在，孙平也想不明白到底是谁，为什么对他造谣。

他一度很想把那个造谣的人找出来。想来想去，从开店到现在，自己好像没有得罪过什么人，也没对别人说过重话。后来朋友劝他，“就算找出来了，又能怎样呢？”

生活总要继续。事情过去两个月了，他已经不太愿意主动提起，在抖音上发的辟谣声明，也默默设为了仅自己可见。那个他想不透的“为什么”，连同那场谣言一起，沉在了看不见的迷雾里。

（文中孙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