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施阳】

2月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在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创下自民党史上最佳战绩。高市表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将进一步巩固美日同盟“以确保更广泛地区的和平”，并重申“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立场。此前她又以“台海危机”为由宣称“美日可能联合行动”。这些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威胁动员、同盟结构与历史翻案，相互嵌套的结果。

当“军国主义”的东亚幽灵，一边在历史问题上“翻案”，一边通过突破“和平宪法”、弱化“无核三原则”、挑起地区事端等手段“借尸还魂”。不难发现，相较二战前后的日本军国主义，“新型军国主义”的特点是——以扭曲历史的叙事为起点，以推进军事扩张为目的。更具体来说，在“和平宪法仍在”的表象下，以历史改写、军事政策常态化、同盟介入等，从而推进“再军事化”，挑战国际秩序，必须引起国际正义力量的高度警觉。

因此，必须追问——谁在为它招魂？又是怎样的合谋与结构，为其创造了合法空间与生长土壤？

此前，笔者在“全球南方学术论坛”期间与韩国又石大学讲席教授徐胜、中国台湾劳动党副秘书长臧汝兴的对话，勾勒出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新型军国主义”孕生于未清算的殖民历史；“中国威胁论”提供合法外衣、动员工具；“美日同盟”及区域安全结构创造了战略机遇和制度舞台。综上，三者相互嵌套，一场经由历史叙事、威胁叙事、区域同盟构成的“合谋”正在形成。

高市早苗

一、日本右翼与未清算的殖民幽灵

“招魂”的第一层发生在历史叙事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植根于其从未彻底反省的殖民历史。徐胜进一步指出，“日本走上帝国主义道路进行殖民统治，在二战后从未真正反省，特别是对中国台湾和朝鲜地区。”而“台湾有事论”恰恰证明日本右翼仍视中国台湾为“利益据点”。这不仅揭露出“日本仍将台湾视为殖民地的‘军国主义’行动逻辑与霸权思维”，更是日本战后对历史责任悬置的结构性揭示。当殖民责任未被清算，历史就进入可协商、可改写状态，进而成为其当代政治叙事的“可用资源”。

这种“未清算”并非仅停留在记忆层面，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历史工程与流行文化共同合流，持续再生产：淡化侵略、重写战争、将战犯包装为“英灵”，在公共仪式中将侵略历史转译为“牺牲叙事”。当历史被削弱为“多元解释”，殖民幽灵就会转化为现实政治的合法性资源。军国主义“改头换面”以“修复国家尊严”“恢复正常国家权利”等新语言重新嵌入现实。

日本右翼与未清算的殖民幽灵构成了第一重合谋，前者是行动主体，后者是可调用的叙事资源，使军国主义以更隐秘、更“合法”的形态返魂现实。

二、“台独”势力与“中国威胁论”

“招魂”的第二层发生在威胁叙事中，臧汝兴直言“日本政府借口中国威胁论，当下最重要任务就是对抗、反驳日本的中国威胁论。”当历史责任无法正面交代时，“威胁叙事”替代历史，把侵略的责任问题转化为现实安全问题。

日本右翼通过“威胁论”将扩军、修宪、倍增军备，包装为“国家正常化”是“必要自卫”，臧汝兴进一步指出，不止日本右翼，台湾民进党、在韩亲日派，都借由这种话语强化自身与美日同盟的合法性。利用外部威胁，一边洗白历史责任，一边维稳国际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国威胁论”成为其社会动员的旗帜——日本以此降低扩军的社会成本，使“再军事化”变为国民“理性选择”的共识。

与此同时，“台独派”在此旗下，用“进步、民主”包装其国际形象。民进党“透过虚伪宣传，在国际上反而呈现为进步政党”，导致国外左翼力量也常出现判断偏差。“台湾民进党的极端右翼、极端亲日亲美，是无需讨论的事实”，但这种国际形象的错位本身，折射出的是威胁叙事正把历史问题转译为价值问题，把侵略责任偷换为自卫合法。

台独、亲日派与日本的“中国威胁论”构成第二重合谋，使“军国主义”以“国家正常化”“东亚地区安全”的转圜话语重新进入社会共识。

特朗普对高市早苗的支持，也助长了其军国主义倾向

三、“美日同盟”与“东亚一盘棋”

“招魂”的第三层发生在美日同盟与区域秩序之下，军国主义的回潮并非只是一国内政问题，它具有明确的区域外溢性。这一点在台海问题与东亚安全问题上尤为显著。臧汝兴指出“两岸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外力的介入，外力的主要来源就是美日同盟。”这一判断揭示出东亚安全结构的核心矛盾：外部力量与地区秩序的关系。

因此，“招魂”不仅在历史叙事、威胁叙事等日本意识形态层面，更是区域秩序被重构的结果。针对重构的区域安全格局，臧汝兴进一步指出，“东亚在美国布的一盘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结构下，台海问题、半岛问题、东亚安全格局都可能成为“新型军国主义”合法化的场景。

而“东亚一盘棋”的另一面，同时指出了反制的方向。正如臧汝兴所说，“在反对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东亚乃至国际社会当然本该与我们站在一起。但现在几大合谋下的叙事使得国际社会很多时候看不清方向。因此，东亚人民必须要联合起来。”

“为什么亟需东亚的联结，联结的意义在哪？”

臧汝兴和徐胜共同给出了一个答案，一方面这是打破“新型军国主义”话语垄断的反制路径，更重要是要在东亚社会、国际层面，重新建立对战争、侵略与殖民的清晰伦理判断。徐胜进一步指出，“事实上，要想正确地看待历史，不能只是受害者发声，更需要唤起加害者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反省，不能仍然只是停留在短暂的‘二战后的沉默’上。我们必须正确地发掘并告知人们，我们被军国主义压迫的历史、我们受迫害的历史究竟是什么！”

综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并非孤立概念，而是三重合谋的递进结果：未清算的殖民史观提供历史合法性缺口，使旧叙事变新动员；“中国威胁论”将历史责任偷换为现实安全议题，持续提供动员的动力；美日同盟则将话语动员嵌入区域安全结构，为“再军事化”创造现实条件。由此，三者共同构成从“叙事”到“动员”再到“落地”的完整链条。

四、从新“知日派”论争到“宝可梦”拜鬼

当历史被抹杀、威胁被放大、秩序被重塑，军国主义的幽灵便伺机新生。近日，经由蓝博洲先生的雄文，笔者发现对“新型军国主义”及其三大合谋的批判，不过在重复陈映真先生在1988年的判断，下面经由蓝先生的原文，重返这一历史现场，以“魂兮归来”的目光，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当下：

1988年，吴密察《八〇年代日本的保守化——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吗？》一文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已无复兴土壤”。

陈映真随即写下《异哉，新“知日派”之言！》，警告说“一旦冷战构造失去平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滞萎，日本势必借着军事、政治的扩张来维持日本资本主义机器无从中止的运转。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战争官僚和军系战后没有被彻底清算，却和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旧‘知日派’连成一气，形成战后四十年间台湾对日本侵华历史不加批判。”

尽管旧“知日派”在自然法则残酷的规律下已逐渐凋零，“新一代‘知日派’已悄然登场”，并“与日本右翼论客异口同声”。

徐胜教授是陈映真先生的挚友，亦是其在东亚反战的战友。访谈最后，他曾愤慨地问我，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对裹挟着日本军国主义，渗透殖民思想的文化产品，不加检视地投入喜爱？当时，笔者只当是话题的旁逸斜枝，但当一代代人的童年动漫“宝可梦”“名侦探柯南”公然拜鬼引发热议时，我们必须追问是——军国主义，是否正以难以察觉的新形式，改头换面，“悄然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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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篇的问题——谁在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招魂？

答案不止于某一国某一派，而是由历史叙事的未清算、威胁叙事的持续动员、区域同盟的结构性推力共同搭建的合谋场。在今天重看陈映真先生的论争，更显其观点的穿透性——制度条件不具足，并不意味着其制度的渐进演化不存在，而和平宪法的约束也正被逐步改写为可操作的例外空间。

因此，反制的起点，不只是揭露，更关键的问题是——能否重建判断。重建对侵略与殖民的伦理认知，重建对历史责任的公共记忆，重建东亚人民之间的联结与互信。唯有如此，东亚才能在不断被编织的叙事中，重新争取和平与正义的主动权。

（特别感谢韩国又石大学东亚和平研究所所长、讲席教授徐胜、台湾劳动党副秘书臧汝兴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