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春节成为“史上最长春节假期”，也让全年放假调休总天数增至33天，较2025年增加5天。

然而，在“史上最长”的光环之下，一系列现实问题也随之浮现：9天的春节长假需分别通过2月14日和28日两个周六调休实现，有人担忧，频繁调休会让上班族陷入“节前连轴转，节后返工累”的窘境，超长工作周的疲惫感大幅抵消了假期愉悦感，“休了，又好像没休”；而长假叠加春运带来的高速拥堵，景区爆满，到处都是“人人人”的出行体验也难称舒心。

2025年10月1日，游客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景区观看“红旗礼献”表演。

如何实现“高质量”的休假，政策设计如何与社会公众需求精准契合？一直以来，这些问题的解法都备受争议与期待。

当前，“企业不让休，员工不敢休、不能休”的现象依旧存在。据人社部2024年调查数据，中国人均带薪年休假标准约为10天，但实际享受天数仅为6.29天，其中，民营企业职工仅不到4天，超过七成的民企职工未完整享受过年休假。而学生、银发族、上班族、蓝领等不同群体的差异化休假需求，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假期制度“精准匹配”的重要性。

从“凑假期”到“优假期”，从“有假休”到“休好假”，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假期？目前的休假天数是否足够？假期是不是越长越好？如何打消工薪族“有假不敢休”的顾虑？未来是否有望实现“上四休三”？针对这些问题，《凤凰周刊》专访了对假期制度长期关注和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共话中国休假制度的下一站。

分散调休促成“史上最长”春节

《凤凰周刊》：2026年的春节假期创下历年最长，9天长假的政策调整逻辑是什么？

王琪延：2026年春节9天长假的设置，是相关部门经多年社会调研与政策迭代形成的结果，其核心围绕两大维度考量：一是契合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传统节日的属性，满足家庭团聚需求，从心理学角度，充足的假期能给予民众“有着落”的安全感，强化家庭凝聚力，而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其稳固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二是平衡社会经济发展，避免过长假期导致生产停滞或民众滋生懒散心态。

从假期构成来看，此次长假并非单纯增加法定假日，而是以“4天法定假期+两个周末+前后各1天调休”组合而成。其中法定假期较过往增加1天，通过“分散调休”的方式，避开了连续7天工作的疲惫感，回应了网友对超长工作周的质疑。在现有条件下，这种制度安排应该予以肯定。

《凤凰周刊》：从民生需求和社会运行两个层面来看，同以往春节休7天的模式相比，今年这一设置会带来哪些积极改变与潜在挑战？

王琪延：相较于以往7天春节假期，9天长假的特别意义不仅在于延长团聚与休闲时间，还在于缓解出行压力。过往“3天法定假期+调休”的7天模式下，异地返乡人群往往集中在除夕前后出行，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而假期延长后，民众可选择早走两天或晚归一天，个体出行安排更灵活，能从整体上分散春运客流，减轻道路与交通枢纽的承载压力。同时，充足的假期也让家庭团聚从“赶场式”变为“沉浸式”，为亲友间深度交流、年货筹备、节后休整预留了更充裕的时间。

《凤凰周刊》：相关部门为何不设置更长的春节假期？

王琪延：核心原因是兼顾经济生产与社会运转效率。从实际影响来看，每多增加1天假期，都可能导致GDP相关生产活动减少，长期的过长假期会影响社会生产节奏；对个体层面而言，持续休假容易滋生懒散情绪，不利于个人工作状态与身心健康。因此，9天长假是“家庭团聚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点，既满足了民生期待，又避免了过度休假带来的负面影响。

《凤凰周刊》：您刚才也提到，今年春节长假采用“分散调休”的方式进行，其中春节前后的两个周六都需调休，这种“调休凑长假”的模式一直存在争议，有网友认为是“牺牲周末换长假”，“补班比上班累”。您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王琪延：调休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相关部门所制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其合理性在于能通过“前后挪假”的方式，将零散假期整合为连续长假，满足长途返乡、举家出游等需要，尤其对于路途遥远的人群，连续假期给足了“在路上”的时间消耗，让休假更具实际意义。

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调休会延长连续工作日长度，引发民众疲惫感。而且这种“集中化”休假模式并非最优解，与部分国家“休假制度法定化、不随意调整”的做法存在差异。“前借后挪”不是好的制度安排，这一定要改。从长远来看，调休制度需要从“集中化”向“分散化”改革，避免“共时化”，即大多数人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而带来的资源挤兑问题。

休假结构贴合多元需求

《凤凰周刊》：我国休假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王琪延：我国休假制度的变迁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与民生需求升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并无周末休假概念，后续逐步形成“周休1日”制度，彼时民众对休假抱怨较少。但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升，逐步过渡到“周休两日”，并形成节假日休假体系。从春节假期来看，早期仅3天法定假期，1999年后通过调休形成7天长假，2025年起春节法定假期增至4天，2026年通过调休组合为9天长假。

这里还需要解释一个概念，中国的假日分为大休、中休和小休。大休指的是带薪休假，中休是指国家规定的节假日，而小休指的就是周末。

从整体休假结构来看，2025年1月1日前实行“5短2长”结构（5个1天假期、2个3天假期），2025年起调整为“1234结构”：4个1天假期（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元旦）、1个2天假期（五一）、1个3天假期（十一）、1个4天假期（春节），更贴合多元群体的休假需求。

《凤凰周刊》：当前中国人的假期需求已呈现出哪些新特征？是更追求长假的“集中放松”，还是短假的“灵活喘息”？如职场新人、中年家庭、银发群体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如何体现？

王琪延：当前民众假期需求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长短结合、长短适中”的核心特征，不同职业、家庭结构、年龄阶段的需求差异显著。从职业来看，教师、学生有寒暑假，休假时间相对充裕；IT从业者、小企业老板等“有钱无闲”群体，常面临隐性加班等问题，休假难以保障；公务员等职业则周休两日，休假制度相对规范。

从人群分类来看，可分为四类：一是“有钱有闲”的富裕阶层，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对假期时长敏感度较低；二是“有钱无闲”的行业精英，如IT从业者，工作强度大，休假需求被挤压；三是“无钱有闲”群体，如部分农村居民、低退休金老人等，他们有充足时间但缺乏休闲消费能力；四是“无钱无闲”的体力劳动者，因经济压力被迫放弃休假，既无时间也无经济基础享受假期。此外，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对“公共假日统一休假”需求强烈，只有此时才能实现全家共同活动。

《凤凰周刊》：集中休假导致的“潮汐式”资源挤兑问题始终存在，如高速拥堵、景区超承载接待等问题。即便春节延长至9天，“节前集中返乡、节后集中返程”的格局是否仍难改变？这种供需错配反映了我国休假制度的哪些深层问题？

王琪延：影响假期质量的核心因素是“时间过度集中”与“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集中休假会导致景区拥堵、高速堵车等“资源挤兑”问题，若按假期峰值消费量设计休闲设施如公园、道路等，平时会造成资源浪费，而若按日常需求量设计，假期又无法满足需求。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分散化休假”：一方面通过制度改革，如落实带薪错峰休假，让民众可自主选择休假时间；另一方面优化教育制度等相关配套，引导错峰出行与消费，避免集中休假带来的供需失衡。

带薪休假改革最易推进

《凤凰周刊》：2026年1月，相关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倡导基层工会春秋游、带薪休假集体协商等新政策，这样的政策出台能改善“企业不让休、员工不敢休”的现状吗？

王琪延：这类新政策的核心价值是“政策引导与监管配套”，但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现状。从政策设计来看，此类政策具有弹性，并非强制要求，而是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实施，避免给小企业带来过度负担，毕竟小企业生存压力较大，强制休假可能影响其正常运转。

要改善这一现状，需多方面配合：一是将带薪休假落实情况纳入考核与监督机制，设立专门监督检查部门；二是人事劳动保障部门加强对加班薪资发放、休假权保障的监管；三是企业通过智能化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员工休假创造条件。同时，政策宣传也能逐步转变企业与员工的观念，让休假权得到更多重视。

《凤凰周刊》：推进带薪错峰休假的关键突破口是什么？

王琪延：推进带薪错峰休假需从四个层面发力：一是树立“劳动光荣，休闲伟大”的价值观念，打破传统观念中对“休闲”的偏见，明确休闲是对个人、家庭、社会负责的表现，过度劳动既占用他人机会，也会消耗医疗资源，影响家庭稳定；二是各级政府领导带头执行休假制度，将带薪休假落实情况纳入考核，形成示范效应；三是强化人事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督职责，保障加班薪资足额发放，查处侵犯休假权的行为；四是推动企业运用智能化、数据化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落实带薪休假的根本前提，只有生产效率提升，才能在不影响企业运转的前提下，缩短劳动时间、保障休假权益。

此外，还要持续落实带薪休假。2021年我在北京的调查样本数据显示，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带薪休假落实率约为68%，算是落实带薪休假很好的样本，而在小城市落实率则更低，未来需通过监督检查机制提升落实率。这也是当前最容易推进的休假改革举措。

《凤凰周刊》：对于互联网公司从业者、快递小哥等特殊群体，其休息权益该如何保障？

王琪延：这类群体是社会运转的中坚力量，休息权益必须保障，但需结合职业特性灵活设计。如对于快递小哥、服务业从业者等，可采用“倒班制+强制休息”模式，避免过度劳累，同时保障其加班薪资足额发放（如法定节假日3倍加班费）。对于互联网公司从业者等“有钱无闲”群体，既要认可其为社会进步做出的牺牲，也要通过制度约束保障其身体健康，提供相应的休闲消费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如快递小哥等部分群体不愿休假的核心原因是有经济压力，担心休假影响收入，这就需要在保障休假权的同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完善薪酬体系等方式，消除其“不敢休”的顾虑。

2025年1月30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中通快递分拣中心，工人在分拣快递件。

2030年有望实行“上四休三”

《凤凰周刊》：未来法定节假日的总量是否需要调整？

王琪延：从全球来看，目前国际上总休假天数位列第一梯队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总休假天数在160天左右；第二梯队则是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国家，总休假天数在140天左右；第三梯队则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总休假天数在130天左右。中国的130天假期就包括我前面所提到的周末、法定假日以及5-15天的带薪休假。

从目前总休假天数来看，我认为是可以再增加一些休假时间的，理论测算大概在143天，也就是可以增加3-13天的假期。

《凤凰周刊》：从长期来看，我国休假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休息权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运行”三者的动态平衡？

王琪延：未来休假制度的核心趋势是“分散化、法定化、弹性化”，最终实现“宏观顶层设计+区域自主调整+企业协商执行”的三级动态平衡。为此，国家层面应制定年度总休假天数、周末休假模式（如2天或3天）等宏观制度，且制度一旦确定不轻易改变；区域层面应赋予地方自主权，如少数民族地区可根据自身节日习俗调整休假安排，总天数保持不变；企业层面则实行“员工协商制”，在保障总休假时长的前提下，可根据生产需求灵活调整休假时间。

从具体目标来看，2030年左右有望实行“上四休三”制度，即每周工作4天、休息3天。若该制度落地，将不再额外增加节假日与带薪休假时长，通过调整周末休假模式实现“分散化休假”，解决集中休假带来的资源挤兑问题。同时，节假日制度将进一步固定，如十一若恰逢周日，不再额外补休，完全按法律规定执行。

《凤凰周刊》：未来，中国的休假制度改革还需关注哪些重点问题？

王琪延：一是避免“一刀切”，尤其要兼顾小企业与微企业的生存压力，对于确实无法落实完整休假的小企业，允许其向有关部门报告，同时必须保障员工加班薪资与后续补休权益，避免“企业倒闭导致员工失业”的恶性循环；二是重视“以时间换时间”的理念，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与退休年龄延迟，通过合理的休假安排，让个体在工作期间获得充足休息，长远来看更有利于延长职业生命周期与劳动效率。

作者：史东旭

编辑：卢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