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涂圣伟在《求是》发表文章《当前扩大内需须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节选如下:
为什么会出现供强需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认识清楚驱动总供给和总需求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从生产体系和供给能力角度看,“供强”是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等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提升,打破原有供需平衡的条件下出现的。从市场环境和需求冲击角度看,“需弱”是在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房地产深度调整、国际经贸环境深刻变化以及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等影响下,有效需求扩张速度跟不上供给扩张速度的条件下出现的,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供强需弱矛盾的产生主要归结为三个原因。

(图源:视觉中国)
第一,供强需弱矛盾的形成与长期以来公共资源配置模式和发展路径相关。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生产能力相对滞后,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时偏向于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用于社会民生和居民消费的比例相对偏低。这种发展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了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但由于内需增长未能实现同步,进而形成供需缺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国内产能通过世界市场得以消化,供需实现了阶段性平衡。当然,这种主要依托外需实现的平衡,也是一种脆弱的平衡。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为0.5%,大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我国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外需空间的结构性收缩已经成为长期趋势,但内需增长短期内还难以全面替代或弥补外需收缩产生的缺口,供需失衡从隐性转为显性。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对供给和需求实现新平衡造成影响。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依靠传统要素投入、投资拉动增长的边际效应会逐步递减,投资和消费增速往往会持续回落,形成一个具有长期性、波动性的调整转换期。我国当前正好处于这一关键转换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大规模基础性投资的范围和规模随之收缩,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部分传统产业产量陆续达峰,投资下行直接影响就业岗位供给和居民收入增长。同时,以往在经济追赶过程中形成的“重生产、轻分配”模式,导致居民收入增幅长期低于经济增幅,近年来虽然逐渐平衡,但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外,我国居民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居民消费需求开始由量向质转变,但适应居民品质化、个性化需求的新产品创新应用和供给不足,加剧了供需结构性矛盾。
第三,人口、科技等基础性因素发生深刻变化,对供需的调整和平衡带来长远影响。从人口因素看,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对宏观经济产生结构性影响,直接影响到供需关系的调整和平衡。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或更深度老龄化会产生抑制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效应。从技术因素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其影响远超以往技术变革,对供需平衡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人工智能及其驱动的产业创新,催生出全新的消费品类和业态,丰富了社会供给种类,不仅创造了新的需求,也引领需求的进一步扩张。也要看到,科技创新同时具有破坏性,会对旧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平衡造成冲击,甚至可能引发短期的经济波动。比如,技术进步带来的传统就业岗位替代效应日益显现,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短期内对部分群体的就业收入带来影响,进而束缚了需求潜力释放。
监 制丨李绍飞
编 辑丨陈艳欣 赵晋
审 校丨天明
来 源丨求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