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天都守着手机，就等她的电话打进来。”过去一个月，黄华在上海的日常，几乎只剩下一件事：守着手机，等一个来自德黑兰的电话。

在距离上海数千公里外的伊朗首都德黑兰，电话那头，是他的伊朗女友莱拉。

莱拉24岁，住在德黑兰东南部，是一所女子小学的老师。她学过中文，几年前通过网络认识黄华，2023年底他们在伊朗见面、相恋。过去，她也曾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分享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讲自己作为伊朗女性，感受到的压抑与束缚。镜头里，莱拉中文流利，有一张典型的波斯面孔，眼窝深邃，鼻梁高挺。但她不喜欢用头巾包裹自己乌黑的头发，总用一种狡黠又率真的语气开一些玩笑。在某期视频中，谈到有留言让自己戴上头巾，莱拉眨着眼睛说，“戴TMD，谁说我们（女生）在家也要戴头巾”。

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后，莱拉一家四口的家庭生活被彻底撕碎——她的父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战争让这位电力工程师彻底失业，莱拉日常的食物多数是馕、芝士和一些蜂蜜。

伊朗对外通讯长期处于高度受限状态，她有时使用国际长途联系黄华，电话刚接通几分钟就匆匆断线，连完整的近况都来不及多说。在战争中，莱拉的父母不愿给她多余的钱充话费。网络断断续续，这对年轻的异国情侣依靠伊朗社交平台Bale互相发送文字和简短的语音。

一个多月里，美以对伊朗的空袭，已不止于军事设施，更像是进入无差别攻击的阶段，不仅海水淡化厂，连高校科研设施、医院、学校、居民区都先后遇袭。根据伊朗科学研究与技术部部长侯赛因·萨拉夫4月4日的官方通报，伊朗全国已有超过30所大学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直接空袭。5名大学教授和60多名大学生在袭击中丧生。

3月28日伊朗科技大学的西部科研园区被炸。莱拉说，那天轰炸“像有台风一样”，自己家隔壁小区也挨了空袭，家里的房子震得像地震一样。持续空袭，让这个年轻的女孩只要听到无人机的轰鸣，就心跳加速、头晕反胃。

在黄华的帮助下，凤凰网辗转联系上莱拉。面对一个月的连绵战火，莱拉说：“我不想离开这里，感觉我去哪里，我的心还是在这里，我不怕死。”

以下是莱拉的讲述：

2月28日，以色列发动袭击时，我们正在上课。当时，我所在的地方没有听到轰炸声，是有学生的父母来到教室，告诉我们，战争发生了。有孩子在哭，也有胆小的孩子当场晕倒了。越来越多的父母赶到学校，把孩子接走。

送走学生，我先躲到了同事家，离学校不远。待了不久，没多想什么，就想着回家。由于一月时的游行，伊朗网络切断，我和男友曾用伊朗的软件联系，所以开始时还能联系上。但很快，伊朗网络彻底切断了两三天，我们失去联系，直到几天后部分网络恢复。

在路上，没有司机愿意载客，我看到人们都在往商店里走，去买东西。步行了整整40分钟，我才走到家。

我家不在市中心，位于德黑兰东南部。战争开始后，我时常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有时候，轰炸有一百多声，连续的，一直炸。打到大概第三四天，有天晚上，轰炸离我家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我从窗户往下面看，人群疯狂地往一个方向跑，还有一些尖叫声。当时，家里已经做好了逃离的准备，但还好，声音没有越来越近，炸了一段时间之后，周围安静下来。

为了应对剧烈的轰炸，我们用胶带把家里的窗户、玻璃、镜子全都粘牢，就像沿海城市防台风一样。但即便如此，厨房、我房间的玻璃都被震裂了，不得不找人上门来修。轰炸最厉害的时候，房门明明紧闭着，房子的震动把门骤然给震开。有一天我被吓坏了，一整天情绪都很差，吓吐了三次。

战争开始没几天，甘地医院被炸了，那个医院离我家很远，我没去过。男友反复叮嘱，千万要照顾好自己，（不然生病了）要去医院，也是件危险的事。

不光是医院，我看到新闻里说，米纳卜小学被炸，165个小学生死了。当时我想，他们不是打错了，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那里是学校。（注：4月4日，伊朗国家紧急事务管理组织负责人公布一组未成年人伤亡数据：美以伊战争期间，伊朗有216名未成年人死亡，约1900名未成年人受伤，其中121名伤者是未满5岁的孩子。）

◎ 莱拉传来的遇害学生照片

我在德黑兰的一所小学当老师，看到这样的事非常难过。3月11号，我和男友转述了伊朗媒体采访米纳卜小学的一位老师。老师说，当时自己突然听到巨大的声音，然后什么都看不到，周围都是烟尘、火光。她听到有学生叫自己，然后过来抱住自己。她感觉到自己的脸流血了，但又突然反应过来，那不是自己流血，是一个东西在自己头上。她一看，是学生的一只手，被炸断了，掉在自己头上。几分钟后，这位老师看清了整个教室，都是血，还有学生的尸体，一个地方是头，另一个地方是脚。那天，孩子们本来都很开心，因为再过几天就是这位老师的生日，他们都买好了礼物，准备送给老师。

在那所学校里丧生的还有三胞胎，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全都没了。我跟男友说，那个失去了三个孩子的母亲，要怎么活下去啊。

◎ 当地时间2026年4月6日，伊朗德黑兰，民众在城市剧院前举行悼念仪式，纪念2月28日在霍尔木兹甘省米纳卜遭美国和以色列袭击遇难的学生

从2月28日开始算，战争已经一个多月。对于我和家人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我爸失去了工作。

他是个电力工程师，技术很好，工作也很勤奋。但战争开始几天后，公司说发不出工资了，没办法，只能裁员。就这样，我爸失业了。他特别难过。我妈是个家庭主妇，家里少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我在德黑兰做老师，在伊朗，教师的工资并不高，每个月折合人民币大概有1000块钱。

好在家里有一些存款，我们的生活还算正常，可以照常购买生活用品。这些年，物价一直在涨。战争开始后，男友的一个中国朋友在逃离德黑兰的路上，买六个土豆，花了人民币56块。普通人很难生活，主要是没钱。一个在米纳卜小学遇难孩子的父亲接受伊朗媒体采访说，他的女儿在死前的四天里几乎没吃过什么东西，一直饿着，最后死在了轰炸里。

物价在涨，通货膨胀很严重。尽管3月，伊朗货币回涨了一些，但总体来看，这些年伊朗货币一直在贬值。两年前，我爸每个月的工资，折算成人民币将近有一万块。在伊朗，这是很高的收入，普通人的人均月工资只有大概一两百美金。到了今年年初，战争爆发前，爸爸的工资换算下来只剩五千多人民币。

◎ 当地时间2026年1月7日，伊朗德黑兰，民众在一个市场购物。彼时伊朗准备推出每月食品券系统，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迅速贬值的货币。这是自1979年以来，伊朗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伊朗最盛大的传统节日诺鲁孜节，今年从3月21日开始。这也是我们的新年，人们庆祝13天，直至4月1日。我们像以前一样度过，去亲戚家，收到钱（红包），但没去买新衣服。没有战争的时候，我会出门去跳舞、学鼓、练普拉提。但现在，这些地方都关门了。在一月的游行中，我家附近受的影响比较大，上课的普拉提教室被烧毁了，很多商铺、银行也都被波及。

◎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0日，伊朗德黑兰，民众聚集庆祝诺鲁孜节

3月6日，伊朗发布了逐步恢复办公的通知，我们学校线上上课。那几天，天上下起黑雨，这在之前的战争中是没经历过的。战争开始后，我的家人会出门买东西，但我几乎没怎么出过门，没感受到太多街上的变化。

去年6月13日到24日，发生了十二日战争，我爸妈带着我和弟弟去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朝拜，当时只有德黑兰和一些大的城市遭袭，那里没怎么遭到轰炸，只有机场遭受过一次。可这次，小城也被炸了，我外婆家和阿姨家都不在德黑兰，但都遭遇了很严重的轰炸，幸好人没事。我们亲戚之间，只能打电话报平安，但网络管控下，有时候电话也打不通。

尽管以色列和美国一直声称，不打击民用设施，但3月12日，德黑兰东部的民居也被炸了。有报道说，至少三分之一的人离开了德黑兰，其中也包括我的舅舅、一些同事和学生。

◎ 当地时间2026年4月4日，伊朗德黑兰，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遭美以空袭后建筑受损

对于我家来说，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可以逃离德黑兰，但是我们不想离开，我也不想。因为感觉自己去哪里，我的心还是在这里。我不怕死。

这一个月中，家里的生活还算正常，我妈每天做饭，我爸在网上找工作，我和我弟一起看电视剧。生活很无聊、乏味。当地一直在断网中，有些人找到了上网的办法，但1个G流量卖到了大约40元人民币，对伊朗人来说，简直是天价。

网络不畅，信息真假参半，比如3月11日，有消息说特朗普说要停火，后来被证实是假的。看到这些，我心里没什么感觉。就像那天，公布了新的最高领袖是穆杰塔巴。

人们谈论哈梅内伊和小哈梅内伊（穆杰塔巴），有些人支持，有些人不支持。在一些报道中，有伊朗人说，“我们不喜欢这个政权，但爱我们的国家”。我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在战争中有一个最高领袖也不是不好。很多伊朗人都支持这个政府，比如我爸妈，哈梅内伊过世的时候，他们难过得痛哭流涕，看到穆杰塔巴接班，又高兴得流下眼泪。

◎ 当地时间2026年3月30日，伊朗德黑兰，一名伊朗安全部队成员在一面纪念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横幅旁站岗

◎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5日，伊朗德黑兰，一名女子在亲政府集会中挥舞伊朗国旗并手持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画像

我和爸妈没什么好聊的，他们都是穆斯林，但我却没有信仰。在晚上，有人会在市中心参加斋月祈祷游行，我不会参加这些。

这些夜晚，我睡得特别糟糕，经常被吵醒。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爆炸声很厉害，就会戴耳机，开始看电视剧，或者躲在被子里抱住自己，这样就不会感到害怕。有时候，我假装睡躺在床上，开始想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心里最多的念头，是希望我们国家情况好起来，倡导战争的国家早点毁灭，这样世界上的人民才可以好好生活。

另外，真想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伊朗女性可以开始追求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生活。

穆杰塔巴成为了新的最高领袖，有人说他是“强硬派”，担心会不会让女生们的日子更难过。在我看来，对我们女孩的生活应该不会造成更重的影响，我的感受上，他们不会管得很严重，女生会越来越自由，比如对戴头巾的要求，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严苛，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天天控制自己。毕竟伊朗不是阿富汗，政府还有很多不一样。

我任教的班上有过一个阿富汗的女学生，她特别爱学习，成绩很好，是跟着家人从阿富汗来到伊朗的。可去年年底，在伊朗的一些阿富汗人被遣返，包括她。（注：联合国难民署的2025年数据显示，全年约有126万阿富汗人被伊朗遣返，约28万名阿富汗学生离开伊朗。）

这个女孩回到阿富汗之后，给我发消息，说老师我好想你，我在这里过得不好，不能出门，在家里想看书，也没有书。后来还跟我说，父母要把她嫁出去。我给她回消息，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能那么小就嫁出去，可我心里清楚，她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作为女性，在伊朗生活的二十多年中，我也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比如我想要表达自己，很多男生却不把女生当回事，反而当作自己的财产。他们在很多方面会控制女生，尤其是在穿着方面，认为女生应该把自己什么地方给遮盖住，宣称这样是保护女性。

在伊朗，女生受教育、上大学的比例很高。（注：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伊朗女性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不低于男性，2022年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9%，男性为58%。）可对我们来说，根本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读书，而是能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我大学班里有一些女同学，读着读着就不来了，因为结婚、怀孕了，生完孩子才会再回来读书。即便最后拿到文凭，毕业之后，大多直接去做家庭主妇。在伊朗一些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家里还是会把很小的女孩嫁出去，换来彩礼。在伊朗，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3岁（在父亲或法院许可下年龄还可能更低）。

我从德黑兰一所大学毕业，读教育专业，但并不喜欢，做小学老师的工作也是父母逼的。在伊朗，老师的待遇不好，一个月工资大概只有一千人民币，如果要离职，还要赔政府一大笔钱。我的阿姨也是老师，她到四十几岁，才把这笔钱还清。

我想转专业。曾经我做过翻译，去孔子学院上课，自学中文，一场翻译就能赚100美金，差不多是做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但是我爸不允许。我父母觉得女生做老师，在女子学校里教孩子，接触不到男性，这样生活才纯净、安稳。

从大约9岁开始，作为女孩，我就开始被要求戴上头巾。这些年，父母对我的管制，从如何戴头巾，到不可以做美甲，再到如何使用钱。他们觉得做美甲肮脏、乱花钱。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要给男友打国际长途报平安，找父母要钱，他们不愿意给。我的弟弟刚成年，他的要求几乎都可以被满足。

现在回想，第一次和男友打视频时，有些好笑——就算是在自己家里，我还特意戴上了头巾，把头发遮好。因为他是外人，不是我的丈夫。按照家里和宗教的要求，我不能让他看到我的头发。他问我，女生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戴头巾？我跟他说，在伊朗人们会觉得，女生的头发会让男生兴奋，所以要遮起来。他当时跟我说，男生看了会兴奋，那是男生的问题，凭什么要女生来负责？

20岁以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如果一直按照父母以及宗教的要求做事情，自己会越来越被控制。我开始不做礼拜，不再有信仰，试图追求自由。虽然目前还没达到，我也没有那么勇敢，但我还是会找办法。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不是别人的，我就这一条命，别人不应该干涉。

在伊朗，女生要出国、办护照、结婚都需要父亲的同意。当时，我想到中国找我的男友，需要办护照。我爸不答应，把我的护照申请给冻结了。在伊朗，作为监护人的父亲，有这样的权力。我父母是虔诚的穆斯林，在他们观念里，女儿到不戴头巾的国家，就会滥交，他们认为，只有要求女生戴头巾的国家，才是好的国家。

战争开始了，伊朗发生剧变，我曾跟我爸说，我们国家都变成这样了，你们还不让我去中国。可父母已经五十几岁了，他们曾经历过两伊战争的末尾，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他的做法仍然没什么变化，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十年后，我大概不会在伊朗生活。更不用说生个女儿，她会感受到社会压力，会被控制，我不想女儿和我一样经历这些。我更希望没有一个女孩生在伊朗，从9岁开始戴头巾去学校是很糟糕的体验。

如果明天一觉醒来，战争彻底停了，所有的轰炸、警报、封锁都结束了，我想一个人去每个地方，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去看这世界的美丽。我想像一只鸟一样飞来飞去，没有人管我做什么、说什么、穿什么，我想为我自己生活。

应对方要求，文中莱拉、黄华为化名

作者 张远山 ｜ 编辑 燕青

排版 魏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