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杰：斯塔默政府缘何进退两难
近日，英国伦敦街头同一天内爆发了两场针锋相对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一场由极右翼团体发起，名为“团结英国”，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另一场由支持巴勒斯坦群体进行，名为“灾难日”。对峙双方发挥各自动员能力，分别组织了约6万和2万人的队伍，英国警方出动骑警、直升机、无人机、装甲车等严阵以待，以防对峙双方爆发冲突。事实上，这是英国社会进一步撕裂的又一表征，是英国民族主义与其他移民群体民族主义间对抗性的加剧，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两难困境。
英国的社会撕裂早在2016年6月“脱欧”公投中便已显现。当时“脱欧派”险胜“留欧派”，结果造成英国“脱欧”的事实，继而引发社会动荡。执政的保守党领导层换了一茬又一茬，历经4年多才彻底完成“脱欧”程序。然而在“后脱欧”时代，英国在国际社会丧失了方向感。虽然保守党政府提出“全球英国”“印太倾斜”等战略，但实施起来难度极大，最终在频繁的首相更迭中失去越来越多选民的信任。
2024年，斯塔默在“变革”声中入主唐宁街10号，但上台不久便遭遇一场由极右翼势力煽动的反移民骚乱，随后演变为全国性的打砸抢烧事件。移民问题早已成为英国社会中一颗一触即发的“炸弹”。英国的移民与反移民之争，本质上是一场认同危机，一种身份政治的焦虑。反移民群体捍卫以基督教新教信仰、英国血统为依托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担忧“英国性”的消失；而移民群体则拥有自身的原始信仰、血缘与文化，难以真正融入英国传统，且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英国官方提出了一套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希望调和不同身份认同的人群之间的矛盾，但就目前效果来看，这套话语显然无法安抚数量庞大的英国反移民群体。
面对社会内部严重撕裂的事实，英国政府显得力不从心。行政部门试图以政治理性应对问题，在取舍两难中作出决策，但当这种期望遇上民众渴望快速、激烈、巨大变革的需求时，英国只能基于现实考量缓慢推进改革。一方面，斯塔默政府调整了“全球英国”的对外战略，强调“北约优先”的方针，但现实是英国既难以在全球打造领导力，也无法真正引领北约的行动。另一方面，英国试图强化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推进与欧盟的合作，却又无法抛弃“脱欧”的政治遗产，致使英欧关系处境艰难。
内政方面，斯塔默政府希望改变英国的财政亏空，一度打出“不加税”的旗号，但上台后转而加税400亿英镑，引发超过10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提前大选。英国政府在能源、钢铁、铁路等领域推进国有化，又面临财力严重不足的困局，只得在冬季燃料补贴、残疾人福利等方面削减开支。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引发了工党内部和英国民众的普遍不满。
内外交困下，斯塔默政府不得不在美好理想与艰难现实之间努力调和。5月初，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在英格兰丧失近1500个议席，从执政党直接沦为“小党”。当前，斯塔默在工党党内和国内民意的双重压力下面临“下课”危险。然而，即便更换了新的领导人，英国政府恐怕也无法快速解开这个紧绷而复杂的死结。社会撕裂与外交困局叠加交织，经济压力和治理失调同时出现，或许是英国需要面对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危机。（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英国研究中心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