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立足短中长三期，在稳总量、优结构、补短板上发力

以结构优化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王小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

今年以来，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的“K型分化”特征突出，认为“K型分化”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经阶段。“K型分化”作为一个新概念，能否准确概括中国经济的现状？如何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在供强需弱、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政策选择应注重哪些方面？湖北日报《理论周刊》特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小广撰文解析。

阅读提要

■供给端强劲增长与需求端持续疲弱之间的客观落差，印证了仍然存在的供需不平衡矛盾。

■短期来看，2026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呈现“向新、向优、向好”的积极变化，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

■只有当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消费率才能明显提升，经济增长的需求动能才能真正实现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供给端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20%，将释放约1.5万亿元年度消费增量。

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一季度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在全球经济下行周期中，这一增速凸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正因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也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经济总量平稳增长之下，我国“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全面向好的基础尚需进一步巩固。从更长时间来看，2021年至2035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关键的十五年，这个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在这一特殊历史方位下，科学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合理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供强需弱”矛盾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总量看，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4.7%，增量3.6万亿元，为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城镇调查失业率月平均值为5.2%，与上年持平；物价总体温和回升，有效落实了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要求。但“供强需弱”的强分化特征依然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供需不平衡，突出表现在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3%，远低于GDP和工业增速。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1—5月累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与此同时，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为64.56%，较上年同期继续下降；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消费支出实际增长2.7%，收入增速比消费高1.5个百分点，居民将更多新增收入用于储蓄。供给端强劲增长与需求端持续疲弱之间的客观落差，印证了仍然存在的供需不平衡矛盾。

需求反差，外热内冷。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6月份集成电路出口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了一倍，首次跃居单月第一大出口商品。与此同时，内需增长相对疲软。从宏观总量上看，外热内冷问题可能并不太突出，但从微观企业角度来讲，则是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产业分化，呈双重K型走势。第一重K型为非农产业分化，工业过强、服务业偏弱。这与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相背离——当经济体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工业增速通常低于GDP增速，服务业增速则明显高于GDP增速。第二重K型为产业内部新旧分化。在新兴产业方面，上半年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30%以上增长。在传统产业方面，房地产进入深度调整期，其投资、销售、新开工面积及到位资金，仍然以两位数的负增长收缩。特别是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实际到位资金下降20.2%，比去年全年降幅加深6.8个百分点，比一季度降幅加深2.9个百分点。

进一步看。

供给端“供强”有结构性支撑。比如，高技术投资强劲，新供给快速扩张；出口韧性强劲，外需为供给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即便未来一段时间出口可能放缓，长期形成的超大规模产能和产业链韧性，短期内不会出现供给的超调，从而改变“供强”的局面。

需求端“需弱”受到结构性约束。近几年“铁公基”投资明显趋于饱和，知识产权产品投资保持快速增长，但体量尚不足以对冲传统投资萎缩。消费不足根植于分配结构，非消费本身所能解决。从功能性分配看，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仅43%左右；从规模性分配看，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仅占总人口30%，与发达国家60%左右的水平差距还较大；从再分配看，财税调节和社保统筹力度不足，居民预防性储蓄高企，消费倾向下降。根本破解消费不足问题，需要从分配端改革入手，这方面，我们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短期看

新动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大功臣”

短期来看，2026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呈现“向新、向优、向好”的积极变化，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

“向新”——新动能加快培育。在全球AI产业革命与国内创新驱动形成合力之际，“向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趋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装备制造业增长9.3%，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和3.9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47.9%。特别是近几年来“新三样”出口的快速增长显示我国产业开始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向优”——结构持续优化。供给结构方面，上半年制造业占比升至26.2%，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持续提升。需求结构方面，投资从“砖头”转向“专利”，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9.4%、占比提升至13.8%；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明显快于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机电产品出口占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升至22.1%。区域结构方面，武汉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3.8个百分点，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1位，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8.4%，创新驱动的效应更加显现；合肥依托长鑫存储等龙头企业，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快速崛起，成为中西部地区追赶东部的新标杆。

“向好”——物价回升与企业效益改善。PPI在连续41个月负增长后于今年3月份转正，由此推进企业效益明显改善。1—7月平均，PPI比上年同期上涨1.8%，其中6月份增长4.1%，7月份增长3.5%，连续五个月回升。1—6月份，累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PPI持续明显回升是多重因素短期积极变化引起的。一是投资下降（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去年全年下降3.8%）客观上减少了新增产能规模，缓解了供给压力。二是“反内卷”政策加速了低效产能出清。三是地缘政治推高国际油价使转正拐点提前至3月份。另外，还有AI算力带动的结构性定价权的形成，促进了相关领域、产品价格上升，如有色金属和光纤制造等价格分别上涨22.4%和76.1%。但企业利润增长高度集中于电子（利润增长96.9%，拉动8.5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利润增长2579.5%）、原材料（利润增长71.7%，拉动8.8个百分点）、采矿业（利润增长33.5%）三大领域，它们均不依赖于国内消费扩张，而主要依赖于全球AI投资带动、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和国内供给侧收缩——这恰恰与“供强需弱”的总特征高度一致。

特别紧要的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动能需要发生深刻改变，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转变。近一两年以来，我国投资下降并不是短期波动，而是增长模式转变的结构性趋势使然——传统基建趋于饱和，房地产进入长期调整期，依靠高投资率维持增长的空间已明显收窄。但可喜的是，投资持续放慢有利于减缓产能压力，而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把投资的重点由大规模基础设施转向民生、转向科技创新），则有利于提高整体投资效率。而未来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则主要是依靠消费的持续增长。

也就是说，判断我国未来经济是否全面向好，不是看投资是否再次回到快车道，也不是看供给结构和质量改善的快慢，更不是看财政货币政策扩张力度的大小，而主要看关键的未来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消费。消费持续上升，且回到5%以上，不仅意味着长期发展“拐点”的来临，新的长期周期的开始，而且是保持物价稳定、企业效益全面改善的最重要决定因素。所以，我们认为，消费强，经济则强，“供强需弱”格局则会发生根本改变；相反，消费弱，经济新动能将依然不足，企业效益改善会依然困难。消费增长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新晴雨表”。

中期看

经济发展面临四重关口

我国现代化正处于“关键时期”，“供强需弱”矛盾主要是由于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面临四重关口。如果不能有效突破，那“供强需弱”的格局将会继续，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中期决定短期”。

第一个关口，就是房地产风险释放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应对这种冲击，化解风险当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尽快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我认为，依赖房地产会产生生产降级、消费降级的风险，人民生活也随之受到明显拖累。我们必须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回归房地产的“本位”，即满足最大的民生需求。

第二个关口，也就是供给关。主要表现为我国工业或制造业正持续受到报酬递减问题的约束，必须尽快摆脱这种约束，创造新的报酬递增机制，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年我们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投入很多，规划前沿高科技和未来产业，在新能源产业、AI行业已经取得了明显突破，但掌握大多数关键核心技术、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第三个关口，就是需求关。这也是近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经济现代化的突破，面临长期性或趋势性消费不足问题的约束。在我国现代化的众多强国目标中，建设消费强国的目标还未提出，但消费强国是大国崛起十分重要的基础，建不成消费强国，不仅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普遍性大幅提高，而且由于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与创新发展得不到强有力的需求支撑。

第四个关口，就是来自外部的严重风险挑战。我国现代化最后一程所面临的外部阻力将是巨大的。面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准备，积极化危为机。

长期看

三大优势奠定高质量发展空间

长期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三大优势奠定高质量发展空间。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供了国内大循环的坚实基础和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配套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202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34.7万亿元，占GDP比重升至26.2%，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具备抗冲击能力。而巨大人力资本优势与创新优势，则为我国加快创新发展、建设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人均GDP约13953美元，正处于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节点上。1960年以来，全球仅有不到20%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成功者无一例外在关键转型期实现了消费率的显著提升和增长动力的切换（依靠创新驱动）。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韩国在80—90年代转型期间，消费率均从50%左右提升至60%以上。这些国际经验为我国战略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稳总量、优结构、补短板中

应对挑战

要突破关键时期各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难题与挑战，需要稳总量、优结构、补短板，采取以结构优化为导向的新型宏观政策。

第一，补足消费和民生短板，通过加快促进共同富裕夯实内需根基。

大量居民存款难以转化为消费，根源在分配结构。补消费短板的核心在于深化分配端改革。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占比，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通过税制改革优化再分配功能。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聚焦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精准增收，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从30%向60%有序迈进。三是逐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降低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刚性负担，推动社会保障全国统筹，补齐城乡社保不平衡短板。可考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扩大医保报销范围等具体举措。四是尽快研究和出台居民收入中长期规划，合理推动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只有当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消费率才能明显提升，经济增长的需求动能才能真正实现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第二，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供给端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是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积极稳步提高基础研究占R&D比重，使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系统性的突破。二是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AI等前沿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粤港澳大湾区、北京怀柔、上海张江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主阵地，并在武汉等城市建立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辐射相关城市群，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化”全链条创新体系，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第三，加快区域与城乡协调发展，在缩小差距中释放内需潜力。

区域和城乡差距既是发展不平衡的表现，也是增长潜能所在。要把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协调发展作为加快促进共同富裕的新抓手。既要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也要支持中西部树立追赶新标杆，加强对欠发达地区长期帮扶，同时还要破除城乡融合的制度性障碍，显著缩小城乡的经济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既能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整体建设水平，又能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据测算，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20%，将释放约1.5万亿元年度消费增量。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内需增长的潜力更大。

第四，深入推进存量改革与资产重组。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高速和稳定发展，我国已积累大量存量资产。但我国存量资产的效益偏低，盘活存量是释放增长潜能的重要途径。一是加快盘活各种存量资产，以管资本为主激发存量资源资本效率。二是推进并购重组优化存量资产配置。通过资本市场推动资产重组潜力巨大，应进一步优化并购重组政策，大幅提高资产再配置效率。三是深化国企改革与低效资产出清。加快推进主业归核与专业化整合，进一步提升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