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官网刊登了其成员、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代理所长娜塔莉娅·茨韦特科娃（Natalia Tsvetkova）的分析文章。作者认为，特朗普政府将俄罗斯界定为“持久但可控的威胁”，通过技术封锁、教育安全化、可恢复制裁及次级关税实施灵活施压，既提高俄方“不服从”的成本，又保留谈判与撤压空间。但政策高度可逆，总统外交又缺乏与国会及官僚机构的制度对接，削弱了威胁与承诺的可信度。文章指出，面对2026年中期选举，特朗普或将同步强化制裁与妥协提议，谋求以对俄协议塑造“实力促成和平”的外交政绩。现将该文编译如下，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未能确保自己获得第三个总统任期的提名，或者未能通过其他手段继续掌权（例如，将自己确立为“美利坚帝国”的永久领袖），那么，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将成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的高潮。

无论如何，唐纳德·特朗普都将开启其政治表演的下一幕：宣扬其强权政策的成果、“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意识形态以及美国在各个领域的优势，同时继续对民主党人展开报复行动，因为他认为正是民主党人在2020年剥夺了他的权力。如果从法律上推翻选举结果存在困难，那么仍有一系列可以用来质疑选举结果的手段，包括程序性诉讼、对邮寄投票提出异议，以及围绕投票设备认证问题引发争议。总统关于民主党人如何窃取选举的言论早已广为人知，但同样存在着实际的“试验性”措施：美国司法部已经就所谓的选举违法行为启动了数项调查。

在这一背景下，白宫对待俄罗斯的方式开始变得如同赌场赌桌。人们期待着这只轮盘转动之后，或者能够产生一项引人注目的外交政策突破，从而压下政治对手的批评；或者在无法迅速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让这一问题淡出公众视野。这种二元化处理方式给美俄关系制造了不稳定性。双方都在探索不同的选择，试图为彼此交往找到一项实质性议程，但迄今已经确定的议题范围仍未达到预期。

特朗普政府围绕“灵活施压”与强制战略构建其对俄外交。每一项决定在设计上都允许迅速撤回，而不必承担声誉成本。这种做法存在一种内在缺陷：如果莫斯科知道制裁可以通过行政行动予以解除，那么制裁机制便会失去效力。如果克里姆林宫看到，制裁减免可以通过美国财政部的一项新指令被撤销，那么这种减免的效果实际上也就被抵消了。灵活的工具所释放的是软弱信号，而早在唐纳德·特朗普之前，人们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现象。威胁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取决于发出威胁者是否无法从中退却。

美国政府掌握着强制性工具，但这些工具是可逆的。唐纳德·特朗普仍然打算提高俄罗斯“不服从”的代价，同时保留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华盛顿并未烧毁桥梁，而是在构建一套可控施压体系。从各方面来看，总统及其顾问似乎认识到了这种方式所固有的风险，这也正是他们希望增强迅速终止施压能力的原因——一旦达成所期望的协议，压力便可以立即解除。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做法，最好将唐纳德·特朗普最近采取的行动分成几个层次加以考察。

作为一种可控威胁的俄罗斯

这一政策的学说基础依然没有改变。2026年《国防战略》将俄罗斯描述为对北约东部成员国构成的“持久但可控的威胁”。美国承认俄罗斯的军事和工业能力，也承认其发动持久战争的能力。与此同时，华盛顿认为，莫斯科并不具备谋求欧洲霸权的条件，而欧洲盟国有能力自行遏制俄罗斯。学说性文件淡化了俄罗斯威胁，但实际措施却指向施压力度的升级。战略家将俄罗斯界定为一种“可控威胁”，而政策工具的设计却仿佛这种威胁具有生死存亡的性质：对俄罗斯两家最大石油公司实施破坏性制裁、征收次级关税，并实施技术隔离。降低威胁等级的表述是面向欧洲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成本；而加大施压力度则是针对莫斯科的，旨在增强华盛顿的谈判筹码。

这种判断不同于此前追求俄罗斯“战略失败”的观念。俄罗斯仍被承认为一种威胁，但这种威胁被解释为有限的。从华盛顿当前的视角来看，俄罗斯虽然危险，却并非最高优先事项。因此，美国对俄政策预计将把坚定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前者旨在限制俄罗斯的能力，后者则旨在防止欧洲冲突升级为一场美国必须卷入的大规模战争。

这种战略判断界定了当前制裁政策的基本框架，其特点可以概括为采用“快速恢复”（snapback）机制，即具备重新实施全部限制措施的能力。技术限制和其他政策措施同样遵循这一逻辑。

教育与国家安全

俄罗斯大学已经置身于一场加强科学与教育管控并使其安全化的运动中心。这场运动早在2025年便已在美国开始。白宫既将学术领域视为同“激进左翼”展开意识形态对抗的一部分，也将其看作国防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

2026年7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份更新后的指定外国实体名单，作为《国防授权法》的附录。该名单面向美国国防承包商以及其他接受国防部资助的机构，其中还列入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130所学术与研究机构。国防部认为，这些机构可能存在侵占美国政府资助研究成果的风险。名单中的俄罗斯机构增加了三十多个，而中国的顶尖民用大学——包括复旦大学——也首次被列入。此前版本的名单已经包括阿斯特拉罕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航空学院、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等机构。这里的关键变化并不在于查明这些机构同国防部门的联系，而在于禁止美国国防部或与其开展合作的实体向这些机构提供资助。限制措施还延伸至同俄罗斯机构存在关联的人员：美国研究人员必须披露此类联系。

这里可以类比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时代，但必须指出一项重要差异：国家安全与大学监管问题既可能被用于积极目的，也可能被用于消极目的。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白宫出台了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技术教育、实验室设施和外语培训提供额外资金。这是一种产生了积极效果的安全化形式：科学被界定为国家安全问题，并由此获得额外资源，以扩展其研究网络。

如今，科学同样被界定为国家安全问题。然而，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是，相关资金正在被削减。2026年2月，美国国防部终止了在哈佛大学实施的项目，并将审查范围扩大到其他大学，理由是存在“严重的敌对势力干预”问题。20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推动大学同国防体系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如今，它却正在削弱这种联系。这并不是对艾森豪威尔模式的回归，而是一种反向安全化。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技术主权与其说要通过扩大科学基础来保障，不如说要通过将参与资格限定于那些被视为政治可靠的机构和人员来确保。切断资金被表述为封堵外国干预和技术泄漏渠道的一种手段。这就是“负面安全化”的含义。因此，国家安全地位不再像艾森豪威尔时代那样成为向科学提供额外资源的依据，反而成为排斥某些大学的理由。这项政策的代价显而易见：它缩小了研究人员群体及其联系网络，而国防部自身最终所需要的科学发现，恰恰产生于这样的群体和网络之中。

对于竞选活动而言，这份名单还具有额外的政治意义。政府将其描述为自身致力于保护纳税人的资金、知识产权，以及——这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政治叙事的核心——美国科学优势的证据。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将自己塑造成“抽干沼泽”的斗士，对他而言，这份名单代表着又一次制度性胜利。与此同时，该名单强化了共和党的叙事，即民主党政府曾经模糊国际合作与技术安全之间的界限。早在2017年的众议院听证会上，议员们便曾审查美国国务院对美国参与斯科尔科沃项目所提供的支持，而联邦调查局则警告其中存在技术转让风险。今年秋季的竞选活动中，这一问题很可能会再次出现。

换法加税，卷土重来

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内容，是国会长期讨论的对俄新制裁法案。7月初，以发起那些被“搁置”的涉俄制裁法案而闻名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 Blumenthal）、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等人宣布，他们已经同特朗普政府就新版法案达成一致。林赛·格雷厄姆于2026年7月去世后，该法案为纪念他而被重新命名，并于7月中旬正式提交；不过，截至8月初，它尚未成为法律。尽管众议院尚未审议法案文本，但该法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相当高。如果按照加速时间表推进，该法案最早可能在9月送交总统签署，从而恰好在政府需要于选举前展示外交政策成果之际，为唐纳德·特朗普提供一种关税工具。如果该法案未能在11月之前通过，相关工作预计将在“跛脚鸭”会期继续进行。只有当该法案在第119届国会任期于2027年1月3日结束前仍未成为法律时，立法程序才必须重新启动。

林赛·格雷厄姆的去世并未促使唐纳德·特朗普突然改变立场，却使此前已经达成的妥协转变为政治博弈的对象。国会获得了展示两党共同对俄强硬决心的机会，而总统则能够在支持已故盟友倡议的同时，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俄罗斯专家已经对该法案进行了详细分析：这一妥协的实质在于，白宫接受国会对解除制裁所拥有的权力，而行政部门则继续控制制裁范围以及受制裁个人和实体的认定。

唐纳德·特朗普在意识到该法案包含一种允许总统单方面征收关税的机制后，转而支持该法案——而总统的这一权力此前已被最高法院部分阻止。林赛·格雷厄姆似乎说服了总统，使其相信仍然存在一条合法途径；他还曾公开敦促白宫支持这项立法，并强调它扩大了行政部门的权力。换言之，总统寻求的并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制裁和关税，而是一种用于施加压力和开展谈判的工具。

这种运用经济措施的方式已经在印度身上得到检验。2025年8月，唐纳德·特朗普对印度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将这一措施同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联系起来。2026年2月，这项关税被取消。总统行政命令援引了新德里作出的多项承诺，包括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购买美国能源产品，以及扩大同美国的防务合作。与此同时，联邦机构接到指示：如果印度恢复相关进口，便通过快速恢复机制重新征收关税。施压的目的在于影响对方行为，同时促进美国出口和防务协议。

缺乏“对接”的外交

2025年的峰会对两国都有利，但它仍然同制裁、欧洲政策以及美国整体战略中的其他决定彼此脱节。2025年8月，唐纳德·特朗普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安克雷奇举行会晤，其目的原本是将领导人层面的外交同压力和妥协结合起来。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他们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和平协议，而非临时停火；他们同时强调，不能公开讨论让步问题。到2026年2月，马尔科·鲁比奥已经抛开“安克雷奇精神”的浪漫色彩，明确阐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分享情报，并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同时努力保留其作为能够影响双方的调停者的角色。安克雷奇峰会并未被抛弃——从法律意义上说，也没有什么可以被抛弃——但它已不再塑造日常政策。

问题在于缺少“对接”，即总统倡议同政府机构决定、立法、制裁许可证以及预算之间缺乏制度性协调。恰恰是直接外交与官僚体系执行之间的这种脱节，界定了唐纳德·特朗普外交政策方式的局限。

“安克雷奇精神”作为一种观念仍然存在：它可以被理解为双方已经达成某种共识，并将随后把这种共识转化为具体决定。然而，它并未同当前政策联系起来。这些话语悬浮在空中，唐纳德·特朗普无法把妥协性共识转化为一条政治行动路线。安克雷奇仍然只是一场开启了谈判前景、却没有产生任何义务的会晤。俄罗斯将此次峰会视为一种政治基础，任何对这一基础的偏离都需要作出解释。相比之下，美国则坚持认为，只有通过缔结一项实际协议，这样的基础才能真正形成。由于这些共识从未实现制度化，华盛顿并不认为新的限制性措施背离了安克雷奇峰会。双方的直接沟通渠道得以保留，但没有形成任何能够使行政机构在口头共识范围内行事的机制。因此，安克雷奇并未成为一项新政策的基础，而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插曲；在相关共识获得制度形式之前，人们可能会反复重新提起它。

这种制度协调的缺失既是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种个人特征，也是现代美国外交政策机制的一项结构性特征。美国的决策体系存在总统决定与实际执行相脱节的问题——这是官僚政治模式的一项典型弱点。总统作出决定并不意味着决策过程的结束，而只是意味着这一过程的开始。接下来发生的是各政府机构之间的讨价还价。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和情报界只会在总统指令符合各自优先事项和制度程序的范围内加以执行。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由几条彼此不同的路线构成。第一条旨在阻止俄罗斯获得美国技术。第二条提出了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购买方征收次级关税的可能性。第三条则是总统本人同莫斯科之间的直接谈判渠道。

美俄关系中的“夏季施压”阶段，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彻底从谈判转向对抗。华盛顿之所以维持压力，恰恰是因为它并不认为2025年的谈判已经结束。安克雷奇仍然是可能性的象征，而不是落实相关共识的保证。唐纳德·特朗普能否把讨价还价转化为一项可持续的政策，并不取决于其总统权势的强弱，而取决于某种执行机制能否形成。施压为总统提供了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筹码，使其可以寻求在选举前达成协议。如果这样的协议得以达成，他将再次宣称，正是凭借实力才促成了这项协议。

对11月选举的预期本身，就构成了争取迅速取得外交政策成果的强大动力。因此，2026年秋季谈判进程重新获得动力的可能性应当被评估为很高，预计施压力度和妥协建议将同步增强。唐纳德·特朗普政治表演的下一幕——无论是否情愿，我们所有人都是其中的参与者——将包括与选举相关的程序性压力、新的制裁立法、关税，以及新的美俄峰会。

原文题目：Russia in Trump’s Political Calculations Ahead of the 2026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原文出处：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russia-in-trump-s-political-calculations-ahead-of-the-2026-congressional-elections/

编译：安朋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