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大学崛起问题导向激活鲇鱼效应
中国高等教育正步入改革试错的新探索时代。
11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十所学校，其中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为新型研究型大学。
近年来高教改革如火如荼，一大批新型研究型大学拔地而起，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福耀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等，不仅承载了百花齐放的办学理念，而且学校背景也丰富多元。同时，国内著名的大学也次第推出伐毛洗髓改革，呈现出老枝新芽的欣欣向荣之状，如复旦大张旗鼓加大新工科布局、交大的万人大院重组等，燃起了全社会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期盼。
梳理近年来高教改革路线图和航向，不难发现，主要施力方向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即新型研究型大学、企业办大学、新工科和职业技术大学等。综合起来就是方兴未艾的高教改革，正在抚平长期以来高教领域重知识轻应用的顽疾，更加注重产教融合，更加注重需求导向。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尤其是AI等技术变革的到来，正深刻改变经济社会的传统结构，不断颠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与时俱进、随需而变，关系到教育的生存发展。显然，越来越多高校注重新工科和新型研究型大学等的布局，是顺应市场需求，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之举，因为随着跨学科融合和新技术广泛应用，经济社会对新工科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增长。
为此，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教育要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发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源远流长。而当前如火如荼的高教改革探索既源自传统重视，也恰是痛则思变的顺势而为，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顽疾就是产学研脱节，大学教育与经济社会需求兼容度低。这些问题带来的是高校的成才率不足，大学毕业生需企业再培训才能上岗，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不得不设立内部职工大学来加以衔接。
这会误导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不利于为创新驱动的中国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必需人才。比如，中国每年工科毕业生超过全球的1/3，但中国工程人才仍存在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具有创新性思维、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更为稀缺。物以稀为贵，这也正是新工科和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受到市场热捧的重要原因。又如职业教育领域，近年来职业教育专升本是一个趋势，这种职业教育本科化虽有提升其吸引力的效应，但也引发了人们对职业教育变成学历教育的新担忧，因为职业教育本科化与其更强调应用的属性并非正相关。
智能化时代如何推动产教融合？这是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核心痛点。当然，产教融合不是简单地引导大学生到工厂企业实习，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并非简单地体现在教学课程设计、增加跨学科内容上，而是要推动大学教育的重塑重构，真正推动大学教育从知识导向转向问题导向，让大学成为自由探求的天地，培养人才的批判思维能力、挑战权威的勇气。
唯有如此，大学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真正挖掘人才的兴趣，孕育人才的审美能力，因为不论是新工科还是基础教育，衡量学生成才率的核心不是就业率，甚至不是科研成果，而是学生的专业审美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这种专业审美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是领悟参透经济社会的原力，有了这些素养，才能孕育出人才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智慧的能力等。
当然，新工科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方向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诉求的迎应，这种改革航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选择本身是一种能力，并非所有高校都具备布局新工科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条件。因此当前需警惕一窝蜂的扎堆效应和同质化竞争。
事实上，在智能化时代，如果把新工科等比作搭桥铺路的话，同样重要的还有基础性研究，要知道基础性研究是基于批判和想象力的，至少从目前看，这是碳基生物的独特优势，是人区别于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改造的深入，未来经济社会竞争将越发重视基础性研究，如果说新工科决定的是路怎么走，那么基础性研究提供的将是向何处去。为此，不同大学应基于自身优劣势，遵循木板理论，做好自身更擅长的教育。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当前国内大学教育的断点是对经济社会变迁的敏感适应能力不足，而新工科和新型研究型大学等，如果说如同鲇鱼，正激活大学教育市场，那么对许多久负盛名的大学而言，不仅需积极布局新工科，更需做大各自长板，真正将大学教育聚焦到如何培育大学生专业审美能力、明辨是非能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珍惜学生的大好青春年华，让他们在人生最好的时光开出最耀眼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