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存在一些没有学历的大师,他们治学严谨,深受学界的欢迎。到了现在,能否产生没有学历的大师?
或许不能产生。因为现在的教育体制已经完全变了,不像民国时期的教育那么开放自由,也不鼓励学生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只是从作文方面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学生作文颇有个性,不但语言水平比较高级,而且能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有一定的哲学意味,而现在的中学生写作文却往往假大空,写不出真实的感受,也没有实话。现在的学生往往喜欢粉饰太平,喜欢用某种腔调来写,而改卷老师也喜欢这种强调,甚至只是把作文当成一个大的论述题来改,而不是当成文章来改。倘若用古代科举考试的方法来考察学生,那么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行,甚至所有的学生都不能过关,单单从语言功力来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能用文言文写作。新文化运动废除了文言文,采用白话文,而白话文又采用了西方语言系统的语法结构,最终弄得很多语言成了大白话,不再有文言文含蓄蕴藉的属性,当然也就不会存在很多值得品味的文章。民国时期的大师不一定有学历,只要会写文章就行,可以在报刊上发表,引起轰动。很多没有学历的大师能够专门研究一种学问,研究很透彻。也有的大师能够跨学科研究,研究好几种学问,还出了好几本专著,受到学界的推崇。那个时代不太注重学历,即便没有学历的大师,也能到北大任教。倘若放到现在,简直无法想象。
知识界曾经有“南饶北钱”之说,“南饶”指香港的饶宗颐,“北钱”指北京的钱锺书。钱钟书自不必说,有一定的高学历,在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无人能敌。饶宗颐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没有学士、硕士、博士的学历及学位,未经严格的学院派学术训练,若按照现在的学术体制去衡量他的学术出身,可以说是一名典型的“民科”,难以被所谓学院派接受。他的治学领域难以用学科的概念标准衡量,研究领域涵盖了上古史、神话学、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楚辞学、敦煌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目录学、近东文明、比较文化、潮州学等多个学科,在每个领域都卓有成就,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他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多种语言,而且对梵文、巴比伦楔形文字颇有研究。他精通书画艺术,作品尽显中国人文精神,在中国专业书画领域可谓独树一帜。他对知识的宽度和深度的涉猎,几乎是无人能敌的。当时可以产生这样的大师,而放到现在的教育体制之下,基本上不会产生这样的大师。即便他在多个领域有研究,也不一定能发表文章,因为多个领域的学阀们早已经控制了专业领域,不让一些民间人士发表专业文章。
在学阀的眼里,民间的人士基本上都算是“民科”,没有发表专业论文的资格。大学导师带研究生或博士生,让研究生或博士生做课题,做研究。当研究生或博士生写出了科研论文,只能署导师的名字,要把导师当成第一作者,因为他们署自己的名字是无法发表的,因为在学术领域,只有导师有资格发表学术论文,而且在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而研究生或博士生就没有那样的资格。倘若放在民国时期,没有学历的作家沈从文可以到大学任教。没有学历的钱穆可以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还能出好几本专著。倘若放到现在,他们也能研究,但不能出专注,也不能发表论文,最终会被学术界抛弃,甚至根本不能成为大师。文学领域还好一点,会产生一些业余作者,只要作品写的好,就可以拿出来发表,凭借作品说话。当然文学领域也有一些权力寻租现象,有一些资本运作的手段。通过评论家吹捧,让某些平庸之作走红,是常有的事。通过文学奖评奖,让一些平庸之作走红,也是常有的事。但民间的作家只要有好作品,总会被发现的,还算宽容一些,但到了学术界,就不那么宽容了,而是壁垒森严。想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就必须具有导师的资格,没有高等学历,就不能获得导师的资格。这种硬性的标准,很容易把很多真大师拒之门外。
民间似乎不能产生真大师来,因为教育已经完全被资本渗透,变成了培养“标准件”的教育,也成了赚钱的工具。不但很多历史文化被改写,而且很多科学研究也出现了问题,除了研究经费不足,就是研究结果被随便改,被滥用。人们更重视权和钱,而不重视科学研究。虽然伟人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很多人并不重视科学技术,而是认为科学技术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一些科学家专门研究的东西。即便有国家投资,有各种科研基金鼓励科研人员,也弄了很多科学研究,像是走形式,走过场,甚至很多科研人员用大而无当的研究项目套取科研基金,最终损公肥私,中饱私囊。权贵可以轻而易举超越阶层限制,可以随意安排人到重要的部门和岗位,可以让孩子轻松获得高等学历,混进学术界。谁能想到一个一线城市的大医院里的主治医师竟然是经济学毕业的,而且只学了一年医学专业就敢上手术台,其中一定有特权的运用。甚至为了让这样的学生进入大医院,公然修改大医院的准入门槛,修改一些具体的规则。还是权和钱能办事,而学术界强调的就是权力。在权力的支配下,可以获得很多钱。倘若民间有了所谓的大师,也只是在某些方面招摇撞骗而已,却不会真正产生像饶宗颐、钱穆那样的大师。
教育变了,学术界也变了,似乎并没有采用开放的胸襟,也没有采用客观的态度,最终弄得教育成了资本赚钱的工具,却不是培养人才的沃土。只是看看有没有真正的没学历的大师出现,就知道教育是什么样了,也知道社会什么样了。再看看有学历的那些所谓的大师,大多在借用学术界的名气圈钱,当然不是真正的大师了。可以说,现在已经不能产生没有学历的大师了。或许是时代的悲哀,是教育的悲哀,也是权力和资本合谋之后制造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