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谈什么诗和远方,先考上公务员。”这句话,或许很多家长都对孩子讲过。
公务员早已不是某类人的选择,而是很多家庭眼中稳定、体面、人生不出错的终极答案。
只是没人想到,如今这波“体制梦”已经从国内卷到了国外。
一边是341万国考报名者,86:1的历史新高录取比,一边是逐渐内卷到“巡考全国”的应试大军。
有意思的是,有些人干脆不卷国内了,他们开始打起“全球考公”的主意。
从加拿大到新西兰,从挪威到爱尔兰,中国年轻人正在悄悄把体制内的梦想,搬到了地球的另一端。
01
Astro今年26岁,住在温哥华。
大学毕业之后,她在华人企业干了一年,因老板情绪反复,办公室氛围紧绷,再加上身体开始亮红灯,她频繁失眠、颈椎病。
深思熟虑后,Astro决定换赛道,随后她把目光投向了加拿大的省政府。
Astro报的是行政岗位,不需要提交照片、不需要写年龄、性别、国籍,评审只看经历是否对口。
一百多人竞争一个岗位,凭借之前组织活动的经验,Astro顺利通过了简历筛选,经过笔试和面试后,她终于成功入职。
入职后,她的工资每月大概是4000到5000加币,折合人民币大概两万多。
在温哥华这种高消费城市,这些工资是攒不下什么钱,住房补贴也聊胜于无。
但Astro很满足,因为上下班准点,下班后从不接工作电话,同事说话前永远带“请”字,哪怕领导要调整她的岗位,也会请工会代表陪同会议,保障她的权益。
Astro说:“这里的体制不是让你显得多牛,而是让你活得像个人。”
只不过,这样的“体面”她认为只是过渡,她还有更高的职业目标,还是想回国试一试。
她相信,在中国,机会比体制更大。
02
已经38岁的芬,工作于爱尔兰,起初她只是一个全职宝妈,想找份兼职补贴家用。
然而,在无意中,她发现当地政府招聘时,不设学历门槛,甚至优先录用外籍人士。
于是,芬一头扎了进去并考入了市级福利部门,后来跳槽到了中央政府,现在是部门中层。
虽然经历过经济萧条,也见证过公务员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激烈,但在芬眼里,这一切都不如自己在体系里逐级升迁的满足感。
没人因为她是中国人而另眼相看,也不会因为她的性别、年龄而设限,能否升迁,只看你是否能做成事。
公务员在当地不是金饭碗,工资水平比不上私企精英。
但芬很清楚这份工作的价值,不怕裁员,有稳定社保,能兼顾家庭,愿意干到退休。
芬说:“这不是谁都想做的梦,但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生活的锚。”
03
琦琦今年51岁,是一位生活在挪威小城的财务顾问。
二十年前她从国内辞职,为了爱远嫁挪威,语言不通、没有背景,她从小学助教做起,后来一路跳槽进了市政府。
她的每一次工作调整都不是升职,而是重新开始,从学校到住房办,再到财务部。
她说自己做的是流水线上的体制内,工资不算高,养老保险算宽裕,弹性工时成了最大福利。
每天上班前,大家习惯围着咖啡聊上二十分钟,八卦和新闻才是职场的前戏。
这里也裁员,但标准是谁来的晚谁先走,而且不讲情面,她觉得这样的公平,比国内更值得信任。
她最满意的是,政府不会让你在一份不适合的工作里憋死,只要你肯申请,部门愿意接收,换岗就不是什么难事。
她说,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还能在不同岗位上继续挑战,不至于被困在“等退休”的焦虑中。
04
林是新西兰奥克兰政府运营游泳池的救生员,公务员体系在这里被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类,他属于后者。
他并没有走传统路线,商科毕业后试过各种工作。
一次偶然看到招聘,他报名参加救生员招考,经过体能测试、专业培训、英语面试,最终通过。
他的工作强度不大,福利却不少。每周工时灵活可调,超时加班有额外工资,还能免费使用市政健身房和动物园。
他说:“这份工作不光能赚钱,还能锻炼身体,值。”
新西兰没有公务员不能兼职的规定,他可以在救生员工作之外,接一些课外的培训项目,甚至考虑去读研。
他认为,新西兰的体制更像一种平台,而非牢笼。
但他也说,这份工作养活自己没问题,如果想养家,经济压力还是挺大。
所以,他不把“公务员”当成最终目标,只是当下最稳的选项。
05
国内考公如火如荼,国外体制梦悄然萌芽。
但无论在哪里,进入体制终究不是终点,它可以是一张遮风避雨的船票,也可能是一个自我消耗的牢笼。
那些走出国门的体制追梦者,有的想回国再搏,有的只求安稳,有的仍在路上,他们的选择没有标准答案。
有的把它当职业,有的当人生跳板,也有的干脆当作生活的临时驿站。
我们常说公务员是“围城”,有人在外想进去,有人在里面想出来。
但归根结底,每个人想要的不是同一份工作,而是能与自己匹配的那种生活方式。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奥克兰,是在写字楼,还是在泳池边,关键都在于:你到底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而这,永远无法靠一纸编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