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一县城教师超编400人，被迫转岗分流，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南方周末9月9日报道。新学期开学前，湖南衡阳某县的李老师（化名）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她接到通知，因为学校“超编”，她这个教了三年书的年轻英语老师，秋季学期要离开熟悉的讲台，大概率去一个街道的政务窗口“报到”。和她一起接到类似通知的，还有县里其他89位老师，其中大部分，都和她一样，是教龄不长的年轻人。
“说是转岗，可心里真不是滋味。”李老师的声音透着迷茫，“我学的就是师范，就想好好教书。现在让我去写材料、办业务，学的都用不上，感觉像被‘发配’了。”更让她和同事们心里打鼓的是：为什么走的大多是年轻人？那些教龄长、甚至教学评价一般的老师，反而稳稳当当？标准是什么？是能力？是意愿？还是…谁“好说话”？
李老师的困惑，戳中了湖南衡阳这次教师超编事件最敏感的神经。一个县城，教师编制多出400人，表面看是“生源减少”的结果。人口出生率下降，孩子少了，老师自然显得“多”了。这道理谁都懂。可问题是，这趋势不是今天才冒出来的，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数据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为什么当初招聘时，没有预见？没有提前规划？非要等到生源“断崖式”下跌，才手忙脚乱地“清退”、“转岗”，让一线教师来承担规划失误的后果？
“甩包袱”的冷与“铁饭碗”的硬
更让人心寒的是分流的方式。对于那些没有正式编制的“代课老师”、“临聘老师”，很多地方的做法堪称简单粗暴：一纸解聘通知，没有补偿，没有过渡期，更没有所谓的“再就业帮扶”。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十几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像扔掉一件旧工具。难怪有人痛斥这是“用完即弃”的“甩包袱”行为！教育是育人的事业，对待曾经站在讲台上的人，却如此缺乏温度，情何以堪？
反观那些有编制的老师，境遇似乎“好”一些。比如衡阳县，就把230多名超编教师组织起来考试，转岗到了其他事业单位。饭碗暂时是保住了，但专业呢？理想呢？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去管档案，一个充满激情的语文老师去坐窗口，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而且，这种“转岗”的筛选过程，往往不透明。为什么是张老师去，不是李老师去？为什么年轻老师成了分流“主力”？这里面有没有“柿子捡软的捏”的算计？有没有“逆淘汰”的隐忧——把有活力、有想法但“根基”不深的年轻人先挪走，留下“安稳”的？
这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指向了那个老生常谈的制度——教师编制。编制制造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编的，旱涝保收，即使转岗，身份待遇基本不变；非编的，朝不保夕，随时可能成为牺牲品。同在一所学校教书，做着同样的工作，甚至承担更重的任务，却因为一纸编制的有无，待遇、保障、职业前景天差地别。这种“同工不同酬”的怪象，在这次超编危机中被赤裸裸地放大。当需要“减员”时，没有编制的自然首当其冲；当需要“转岗”时，资历浅、没“背景”的年轻编制教师，也容易成为被“安排”的对象。
分流危机，能否成为打破“铁饭碗”的契机？
这次超编危机，反映了编制制度的僵化与不公。它提醒我们：在人口结构剧烈变动、教育资源需要更灵活配置的今天，抱着“铁饭碗”不放，只会让问题积重难返。
是时候认真思考：能否打破编制的藩篱，建立更灵活、更公平的教师聘用机制？核心就是四个字：同岗同酬。无论有没有那个“编制”身份，只要在同一个岗位上，承担同样的职责，就应该获得同等的薪酬、福利和发展机会。把教师从“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这样，学校才能真正根据教学需要和教师能力来用人，而不是被编制名额死死框住。当需要调整时，也能更公平地依据业绩、专业匹配度，而不是身份或“好说话”程度来决定去留。
同时，对于因客观原因（如生源锐减）不得不离开教学岗位的老师，无论是编制内还是编制外，有关部门都“不能一推了之”。必须建立完善的补偿机制和再就业帮扶体系。提供职业转型培训（比如转向紧缺的特殊教育、教育技术等方向），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协助联系新的就业机会。这是对教师基本劳动权益的保障，也是对教育行业尊严的维护。
写在最后
湖南衡阳某县这400名超编教师的困境，绝不仅仅是一个县城的问题。它敲响了警钟：面对不可逆转的人口变化，我们的教育人事制度必须改革，必须更有前瞻性，更有人情味。
教师，是点燃智慧火种的人。他们不该是规划失误的牺牲品，不该是编制游戏里任人摆布的棋子，更不该是危机来临时被轻易“甩掉”的包袱。解决超编问题，不能只盯着“减员”这个冰冷的数字目标，更要看到数字背后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以及他们为教育付出的青春和热忱。
打破“铁饭碗”，建立“活机制”，保障“同待遇”，给予“暖帮扶”——这或许才是这场超编危机留给我们的，最该去书写的答案。善待教师，就是善待教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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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南方周末，齐鲁晚报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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