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晚7点，八位来自成都市中小学校的教育人，走上了「三尺之外」城市教育谈的舞台。

这是红星教育传媒在第41个教师节前夕发起的一场教育谈话节目，也是我们对教育人的一场致敬——他们的所行需要被看见，他们的所思也需要被听见。

八位一线教育人，有人在沙漠中重塑教育的价值，也有人在AI时代守护人的意义，有人以数据拆解教育迷思，也有人以借远行寻找热爱的星火……他们拒绝用分数定义孩子，也拒绝让规模淹没个性。

字字句句，都是他们关于教育、关于成长、关于时代困惑的洞见。

本次活动在视频号“红星教育观”“学长来啦”“探校菌”及“海流-HAILIU”四大平台同步播出，创下了累计10余万观看量、3万余次点赞量的亮眼传播效果，让优质的教育思考获得了广泛关注。

这些讲述，不是经验的复述，而是思想的破茧；它们来自当下，却指向教育的未来。

在成为老师之前，陶思睿曾是一个被“优秀”绑架的人。作为一个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她却意外在高考失利。父母开始为此争吵，父亲甚至扇了自己两耳光，这让她意识到，“我的价值，必须用分数来兑换。爱，是有条件的。”

从此，陶思睿的人生进入了一场漫长的“自证”游戏。她不顾父母反对，坚持复读，像追逐救命稻草一样追逐分数，只为证明一件事——“我值得被爱”。

直到在大学遇到了恩师付老师，付老师带她去品尝美食、去赶海、做她的倾听者，告诉她，即使不优秀，也值得被看见。“付老师像一束光，照见了我这个‘人’本身，也照见了那个被分数遮住的我。”陶思睿也终于明白，“有条件的爱是枷锁，无条件的接纳才是钥匙。”

如今陶思睿成为教师，目睹太多孩子如她一般。“我们总是习惯于给学生打分，却忘了他们本来就不是一张待批改的试卷。我的使命，是做一个‘安全的容器’，告诉每个孩子，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再来。”在她眼中，教育不是打造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模板，而是守护一颗颗敢试错、敢不完美、敢为热爱而努力的真心。

邱祥迪戏称自己是“debuff”叠满的英语老师，“AI先是要干掉老师，又要干掉英语。”戏谑之外，真正让他思考的是：在这个专业快速消亡、行业剧变的时代，怎样让孩子终身保持竞争力？

仅2023、2024年两年时间，全国有超3000个专业被撤销，从英语、金融到计算机，没有哪个专业能承诺“一生无忧”。盲目追逐热门，反而可能陷入“填坑”的命运。

从教过的一千多个学生中，邱祥迪发现，真正站稳脚跟的人，都有三种核心能力：思考力、学习力和反思力。而这，正是新高考的改革方向——考查现实逻辑推演，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以及共情与换位思考的能力。

邱祥迪认为，保持终身的竞争力，不是“一时赢在起跑线”，而是“有持续进化的生命力”；不是“选对一条路”，而是“拥有走任何路的能力”。

新高考志愿组多达45个，为什么孩子还是找不到喜欢的专业？在殷黎看来，并非孩子没有热爱，而是在“有用”与“无用”的评判标准下，很多热爱早就被掐灭了。

在很多时候，奥数、竞赛、编程这些能加分、能升学、能为未来铺路的事，都拥有最高优先级。当“有用的就学，没用的就不学”成为默认规则，反而可能带来更负面的结果。从教35年，殷黎见过太多因此而封闭自己的孩子，而解局的关键，就藏在那些“无用”的事里。

“孩子就好比一个木桶，大家总在关心：孩子的‘长板’能不能更长？‘短板’能不能补上？所有人都一心想让这个‘木桶’的储水量更大。”但是要知道，木桶能装水的前提，是要有一块完好无损的“底板”。

而这块托举成长的底板，正是由那些“无用”的热爱、快乐和坚持构成。“我们都希望孩子成绩优异、‘长板’突出，但所有的期待都该有个前提：先跳出有用、无用的狭隘评判，帮孩子搭建一块厚实稳固的‘成长底板’。毕竟，只有‘底板’扎实了，那些关于分数、关于未来的长板，才有意义、有支撑。”殷黎说。

重点班的亮眼成绩，是“因”还是“果”？在许多人眼中，重点班被幻想成有“点石成金”魔力的地方——仿佛只要进入，就等于拿到了通往名校的保险。而张其从统计学的角度告诉大家，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误区。

重点班的形成，本质上是一次“选择性抽样”，学校通过筛选机制，将成绩最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起，而非这个班级本身拥有魔力。张其打了个生动的比方，同样的花盆，不同的种子，最终植株的高矮取决于种子本身，而不是花盆。

面对家长们对顶尖名校的执着，张其给出了另一组数据：全国高考生中能上清北的仅占0.05%，上985的不到2%——概率低于中彩票。“家长自己买彩票没中奖，他不会觉得彩票有问题；但孩子没考上清北、985，他们觉得是孩子的问题。”

在张其看来，优秀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如果用体育成绩来分班，那么坐在重点班里的将会是另一批学生。“最好的教育，不是把自家的孩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支持孩子的成长，帮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找到属于他的那个人生的‘重点班’。”

一提到青春叛逆期，很多家长就如临大敌，甚至将孩子送进所谓的“矫正学校”，仿佛叛逆是一种必须被消灭的疾病。但实际上，“青春叛逆期，并不是一个必须要被消灭的‘问题’，它就像孩子会长高、变声，只是成长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他举例说，在一个“叛逆”高中男孩的自述中，烫发只因崇拜球星，那是他第一次认真思考“我是谁”；而进入高中后，他主动剪掉了烫发。“探索往往是阶段性的，孩子会自我调整。”张良说，“是家长过度解读了孩子的行为，并且给这些行为贴上了‘变坏’的标签。”

同时还要注意，不叛逆未必是好事，反而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风险——我们叫它“好孩子后遗症”。张良以吴谢宇案为例，告诉大家完美表象下可能是极端的压抑，一旦爆发更具破坏性。也并非所有叛逆都该被满足，家长应在理解与包容的同时，守住底线、把握分寸。

张良呼吁家长“与时俱进”，把握宽严界限，允许孩子在安全范围内试错，将叛逆期转化为成长的契机，而非对抗的战场。他最后借《哪吒2》的台词总结：“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未必全对。你的路，还需你去闯。”

杜红梅是一名竞赛班班主任，在她看来，许多家长对竞赛班存在深深的误解——认为“通过竞赛上大学”是一条捷径，而进入竞赛班，就必须超前学习。不少培训机构借机推出“压缩饼干式”的教学，“短时间内，学生记住了知识、学会了做题，但是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学到这些学科的底层能力。”

真正的竞赛教育，比的不是谁更擅长“给答案”，而是谁更擅长“提问题”。嘉祥竞赛班的选拔，有三条标准：一是对某个学科极致的热爱；二是高度自律的学习习惯；三是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这些孩子拥有的不是回答的能力，而是提问的能力。”

“从选拔到培养，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提问生态’，鼓励学生从‘解题者’成长为‘定义问题的人’。”杜红梅通过带班经验发现，最终发展得最好、最有后劲的学生，未必反应最快、得分最高，但一定是最敢质疑、最会提问、最能持续思考的。

杜红梅说，当答案越来越唾手可得，“会思考问题，会提出一个好问题”，才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最珍贵的一种能力。教育最动人的时刻，不是训练学生重复标准答案，而是守护他们发出疑问的勇气：“老师，为什么不能是另一个样子？”

这个暑假，张克荣带着27个孩子进行了一次“教育逆运算”。在全世界都想让他们“无缝衔接”、疯狂抢跑的时候，他带着孩子们，向一片沙漠“撤退”。

在张克荣看来，东亚孩子的一生，似乎都在被“赢在起跑线”这句话支配——胎教、早教、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初高衔接，考上大学还有高大衔接班、生涯发展夏令营。“他们试图把孩子的一生——从社交到恋爱——全部‘预制’完成。”而这实际上是以一种工业化的流水线方式，精准地剥夺孩子最后一点“空白”，透支他们人生的“续航力”。

在甘肃民勤，没有题海与衔接班，只有真实的劳动与挑战。孩子们在沙漠中种下梭梭树，汗水滴落瞬间蒸发，却无人抱怨；在瓜田里，他们第一次真正体会“粒粒皆辛苦”的含义；更令人惊喜的是，这群常被指责“沉迷网络”的Z世代，用直播的方式，帮助乡亲卖出六万多斤蜜瓜，解决了真实的难题。

张克荣说，这不是一次逃离，而是一场更高级的“刷题”——孩子们完成的是一道名为“生活和生命”的压轴大题。他们的价值不再由分数定义，而是由他们能守护的东西、能解决的问题重新彰显。他坚信，真正的教育，不是把世界搬进教室，而是把学生放进真实的世界里。

作为一位拥有18年教龄的教育工作者，钟巧始终关注这个反复被提及和讨论的命题：教育的规模化与个性化，是否只能二选一？她坦言，许多人将“规模化”视为流水线式教育的代名词。但实际上，正是规模化，奠定了“人人有学上”的公平基石，让知识改变命运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随着时代向前走，规模化的局限也在渐渐凸显。社会需要的不再是“通用型”人才，而是“创新型人才”；家长也不再只盼“有学上”，更希望孩子的特长被看见、个性被尊重、天赋不被埋没，于是，也就有了更多更个性化的诉求。

但“个性化教育”的落地，却是困难重重，现实最大的挑战在于师生比。一个老师面对50个学生，纵有三头六臂，也难顾全每个孩子。钟巧认为，规模与个性并非对立，而是教育的一体两面。学校曾尝试用“笨办法”实现个性化：备课三份、问题三层、作业三版——让每个孩子按自己的节奏进步。但这意味着每个老师的工作量几乎翻了三倍，并不长久。

后来受北京十一学校“选课走班”模式的启发，她带领团队重构了“三底课程体系”，以底线课程守根基、底色课程挖特长、底蕴课程育能力，并扩大分层走班试点。她清楚地知道，改革伴随未知，但她相信，教育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步到位”的奇迹，而是“一步一挪”的坚持。“只要我们脚步不停，无限地去接近，就一定能让‘更多孩子被看见’和‘每个孩子被照亮’同时发生。”

三尺之外，

也愿这些声音如晨露滴入土壤，

让思考生根，

让改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