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5日，一枚由中国发射的东风洲际导弹从海南岛腾空而起，在飞越12000公里后，精准落入太平洋公海预定海域。

此次发射携载的只是模拟训练弹头，而一旦真正投入作战使用，导弹携载的就是威力巨大的核弹头。

核弹头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将其运载投射到预定目标的则是各型导弹。特别是射程达到8000公里以上的洲际导弹。核弹加导弹，即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两弹一星中的两弹。

正是由于两弹，尤其是核弹，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国防安全保障，才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核大国地位。

进入丛林世界需要怀揣利剑，而这把剑的锋利寒光，起源于60年前罗布泊的那一朵蘑菇云，更起源于这幅画中的伟岸人物。

有的人，名字前面加上什么样的缀饰、安上如何高大上的名头，都不如直呼其名，更具有万钧之力，更显其挺拔身躯。

邓稼先，是一个被每个中国人都知晓的名字，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在那光辉的事迹背后，他与妻子许鹿希的离别故事。

1958年，那个分离前的夜晚，邓稼先在床上辗转反侧，许鹿希问：“怎么了？”邓稼先答：“我要调动工作。”“调哪？”“不能说”“干啥？”“不能说。”“留个通信地址总可以吧？”“恐怕也不行。”

面对满脸疑惑的妻子，邓稼先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就这样，丈夫几乎从许鹿希的生活中消失了。

这28年里，许鹿希不知道丈夫所历经的千辛万苦，更不知道丈夫曾义无反顾地冲进了试验现场并因此受到超量辐射！

1985年邓稼先终于回到妻子的身边，此时当年那个34岁的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经是头发灰白，驼着背，身患重病的61岁老人了。

仅仅一年后，邓稼先在妻子的怀中逝世，离世前，他对许鹿希说：“要是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还是选择你！”

如果把复杂、庞大的原子弹工程比作一盘大棋，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方寸之间，那为数不多的执棋者中，一定有他：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组织领导人之一——钱三强。

郭永怀、于敏、周光召、黄祖洽、陈能宽……这些名留青史的科学家，在他们人生的伟大转折点上，都站着同一个人：钱三强。

在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其中有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的第一线；在他的推荐下，邓稼先收拾行囊，奔赴荒漠，从此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8年；在他的力荐之下，王淦昌、彭桓武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学术带头人；因为他的动员，王承书人生中三次为祖国从零出发，三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因为他，年仅35岁的朱光亚被提拔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者之一；程开甲后来能成为大名鼎鼎的“核司令”，也还是因为他的慧眼识才。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钱三强，正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里难得的那个伯乐。

很多与朱光亚相识的人，对他都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两道不怒自威的剑眉背后，曾经也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留学时期的朱光亚乐观开朗，能言善辩，在合唱团里担任男中音，还是密西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是留学生中的明星人物。

但自从35岁肩上扛起祖国的重任后，朱光亚就像换了一个人，以前的侃侃而谈慢慢变成了严肃和沉默。

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技术总负责人，朱光亚统领核弹的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工作。他的一个决定做出，便意味着有百人、千人、万人闻声而动，甚至不惜生命地去执行。大局之上，他要有决胜千里之外的运筹帷幄，更要有一丝不苟的“斤斤计较”。他肩上的重压，可见一斑。

在所有两弹一星元勋中，朱光亚是最后被人知晓的，至今他所做的不少工作仍处于保密状态。

81岁时，朱光亚光荣退休，当身上肩负的重任终于放下，终于又见到他如释重负的微笑。谁曾想，这简单会心的一笑，一不小心竟已相隔了40多个年头。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王淦昌的前半生，一个“舍”字贴切无比。大好前程可以舍，唾手可得的诺贝尔奖可以舍，名字可以舍，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但唯独一样东西，不可舍。

王淦昌与诺贝尔奖有着“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有趣故事：

1931年，24岁的留学生王淦昌突发奇想，一连两次向导师提出一个用云雾室来探测中子的方法，却被导师断然拒绝。第二年，一名英国科学家受此方法启发，成功证实了中子的存在，并获得诺贝尔奖。

1940年，33岁的王淦昌，又想出一个探测中微子的试验方法，但此时，他疾病缠身，家境困难，上课之余，他还要放羊以求生计，自然无法实现这一想法。后来，美国学者用他的方法发现了中微子，拿走了诺奖。

1959年，身处苏联的王淦昌带领的研究小组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反粒子——反西格玛负超子。科学界普遍认为，新一届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已非王淦昌莫属。

但此时，诺奖对他而言，已无足轻重。因为他接到了回国秘密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任务。

自此，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失踪了，他不光舍下了诺奖与名誉，还舍下了亲人、舍下了名字（改名为王京），舍下了研究方向，甚至已经准备好舍下自己的生命。

在接受任务时，他铿锵有力地留下了那句流芳千古的话：“我愿以身许国”！

如果去查阅两弹一星元勋的经历，你会发现，在这23人中，有14位都是清华（包括西南联大）校友。为什么清华会像摇篮一样，诞生出如此多的爱国科学家？

也许，站在四位爱国科学家身后，他们共同的恩师叶企孙以及所传承的清华教育，便是答案。

叶企孙，这个名字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陌生，但是他许多学生的名字却如雷贯耳：本来可能成为铁路工程师的钱学森，最终成为“中国导弹之父”；物理成绩只有5分的钱伟长，成为“中国力学之父”；酷爱化学的王淦昌转行学核物理，成为“中国的奥本海默”；王大珩改学应用光学，成为“中国光学之父”，

如上种种，叶企孙皆功不可没。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0位是他的学生（王淦昌、赵九章、钱伟长、王大珩、钱三强、彭恒武、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在他的课堂中，一共走出了79位国宝般的院士。

在叶师的课堂上，不仅有专业的科学教育，更有他在课上课下之中，有声无声之处，向学生们传达的浓烈的家国情怀。

如果把清华比作是一团为国家熊熊燃烧的火焰，那让这星星之火燎原的，则是一个个像叶企孙一样的大先生。

他们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每个人身上，都清清楚楚地传承着那份巍然不动的清华精神：“爱国奉献，追求卓越”。

在清华园的梧桐大道上，一位银发教授的身影常被学子们视为精神坐标，他是核专家王大中，更是清华大先生王大中，在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前，大部分人不知道这个名字。

几十年来，他培养的众多学生和弟子已成为中国核能技术与核工业领域的顶尖专家和领导者，但其中很多人由于保密原因却不为外界所知。

他们从来都不在聚光灯下，就如他们所研究的核子一样，以极微小且无声的方式，迸发的，却是能撑起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能量。

20年前，图灵奖唯一华裔获得者、国际最顶尖的计算机专家姚期智院士，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回到中国。

在清华，他创立了“中国最牛班”-姚班。

如今，这个班已经为中国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领域培养了660多名顶尖人才。旷视科技唐文斌、印奇、杨沐，小马智行楼天城、太极图形胡渊鸣等这些AI圈的知名大神，均是姚班毕业生。

引发国内外瞩目的Deepseek创始6人团队中，吴作凡、任之洲两人都是姚院士弟子。

此外，还有很多姚院士的学生，在学成后受其感召，返回校园，拿起粉笔，薪火相传，他们，构建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根基与未来！

很少有人知道，为了这项领先世界的技术，这位清华博士默默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百年来，清华有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这样闪亮的功勋科学家，

还有更多不为大众所知的，默默无闻践行着“以身许国”使命的当代清华人。如果说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等先辈科学家让我们挺直腰杆紧紧跟上不被落下，那他们则竭尽全力，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

谈起电磁弹射技术，很多人会想到马伟明院士。在被问及为啥当了院士还这么拼命时，他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不拼命，国家选我这个院士又有什么意义！”

容易，2006年毕业于清华，我国运载火箭目前唯一的女总设计师，也是最年轻的总设计师。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容易从事这一工作的最真实感受。一个数据的偏差，就得让全部论证从头再来，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会让一切归零。

中国航天只有0分和100分的差别，没有其它分数。在容易这里，有且只能有100分！

翻开长长的院士、总指挥、总师、首席的清华校友名单，这些绝大多数不被人知晓的名字，都跟他们的前辈们一样，干着惊天动地的事，做着隐姓埋名的人。清华人常说，“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他们正是那些选择了祖国，也被祖国选择的人。

114年前，清华学堂创立，回望这一路百余年走过的艰辛、光荣与坎坷。人在变，事在变，时间在变，学校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在细微的一丝一毫之间，每个清华人都将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回望百年清华，老一代清华人，从这里出发，义无反顾地踏上报国的道路。

如今，年轻的清华人又在这里整备行囊，接续踏上前辈们开创的道路。

当祖国的使命又如63年前一般急切地召唤，你一定又会听到一声声与老学长王淦昌一样，不假思索的那句誓言：

“我愿，以身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