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御上老师》

《985伴读师背后，一个学历灰产业正在浮出》得到了一些讨论。这是它的续篇。

一、阁楼上的摄像头

那间屋子不大，顶是斜的，像船舱，进门得低头。床贴着屋角，一张书桌、一盏落地灯，行李靠墙摞着，没有衣柜。

窗帘是深灰色，白天也显得昏暗。房间装了摄像头，红点常亮。雇主不在家，但他知道，楼下的母亲随时可以“看见”。

那是他第一次“上户”，也是第一次在别人的家中长住。这是一栋位于上海松江的联排别墅。他被安排住在最顶层。那年他29岁，从西安城中村的出租屋搬出来，带着一个黑色登机箱，走进这个城市最精致的社区之一。

他的任务是陪伴一个十岁的男孩度过暑假。每日学习、户外运动、整理房间、英文阅读、晚间讲故事。他自己制定日程表，也自己执行。孩子很乖，也很喜欢他。偶尔会问：“你今天是不是不高兴？”他说，“那一瞬间，我挺被触动的。”

直到有一天，他让孩子在睡前刷牙，语气重了一点。第二天助理来找他说话，沟通解约。“她觉得我太强硬了，说会伤害到孩子。”文聪回忆起这件事时，语速慢了一拍。“我也没有争。知道不合适，就离开。”

那年夏天，他拿到的工资是每月8000元，包吃包住。对他来说，这在过去的人生中，已是很体面的收入。他没有名校学历，也不是教育科班出身，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政人员。对方需要的，是一个“能说英文、性格稳重、不逾矩”的男性陪伴者，最好还能开车。

他知道，自己不是老师，不是亲人，也不是服务员。他只是一个“合适”的人，恰好能在这栋房子的最顶层住下，在监控可及的视野里，扮演好一个带孩子的角色。

陪伴师这个行业，很快教会他一个道理：能不能和孩子相处好，是表层；能不能被家长接受，才是本质。而在家长中，决定他能否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位母亲。“不是说你会不会陪孩子写作业，是你身上的气息、语气、说话的方式，是你靠近孩子的姿态，符不符合她们心里的标准。”文聪说。

从那以后，他开始注意许多细节：早上起床的脚步声是否太重、吃饭时手机该不该放在桌上、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他说，“你要给这个家留出判断的空间，它才会允许你留下来。”

他明白，进入别人家的陪伴师，从来都不是自然存在的。那台摄像头，从他进门那一刻起，就在提醒他：这份工作要适应的不只是孩子，还有整个家庭的隐形评判。

二、西窑头的那个电话

电话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打来的。

他坐在西安西窑头的出租屋里，屋子不到二十平，月租七百，墙角堆着没拆的行李箱。那是2023年，他29岁。

“你好，我们在为一位老板的孩子找男性陪伴师，看到你投的简历，想了解一下你有没有兴趣？”

他愣了一下。自己有没有投过这份岗位，已经记不清了。那阵子疫情刚过，教培行业仍在余温里，文聪刚辞职，在Boss直聘上一通海投，不管岗位名字多陌生，都点了“感兴趣”。

对方报出薪资：八千元，包吃包住。“那会儿在西安，五千块已经算不错了。”他说。更何况，“陪孩子”这件事，本就让他感到安心。大学时他常做家教，假期也在教育机构实习，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总让他觉得世界有秩序。

电话挂断，他开始收拾行李。出发前，他和房东说：“也不确定成不成，可能几天就回来了。”行李摞在床底，“那会儿的状态就是四个字，走投无路。”

那时，他刚辞去一家央企下属公司的工作，岗位叫“项目储备经理”，月薪五千，包吃包住。干了两年，每天穿蓝工装出入校园和办公区，早上例会、下午汇报、晚上加班到九点。他说那种日子“像温水煮青蛙”。

再往前，是他并不热爱的金属材料专业；一次差几分的军队文职考试；还有在西安某家教培机构短暂工作的几周。

“看着同学们考研、考编，我也跟着考，后来发现，我不是那条路上的人。”他背了个登山包，买了高铁票。他想着：要是不靠谱，就回西安接着找工作。毕竟，从西安回老家庆阳，只要一个小时。

他没多犹豫，拎起包出门。那天西安很热，晚风吹过西窑头的黄土路。

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文聪很快意识到，自己在这个行业里有某种“天然优势”。

“男陪伴师在市场上太稀缺了，”他说，“就像‘男阿姨’一样，你一出现，就成了稀缺资源。”

但他也明白，稀缺不等于安全。“很多时候，雇主找你，不是因为你优秀，而是因为刚好你符合了某种想象。”

他记得很清楚，刚开始工作的那段时间，经常被问两个问题：你有没有在国际学校做过？你是师范专业吗？每次都摇头。他并不具备这些理想履历。但对方总会补上一句：“你是男的，这点就很好。”

这种性别加分，常常夹带着另一个条件，边界要求。

一位母亲曾在电话里明确告诉他：“我家孩子跟女老师太黏了，不好带。我就想找个男的，镇得住。”但她话锋一转，又补了一句：“不过你最好别太热情，离孩子太近也不好。”

文聪听明白了。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叮嘱，而是这个职业的性别困境：既要你“立得住”，又不能太存在；既希望你像个父亲，但又不能真像一个“父亲”。

“你得长成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说。

他开始学习如何调整自己与家庭之间的气场。谁是这个家的核心？谁拥有裁决权？谁决定你能否留下？在多数时候，答案是，母亲。你和孩子互动得再好，若与母亲之间气场不合，终究难以久留。

“我会很注意和雇主说话的语气、站的位置、用什么词汇。”他说，“这些没人教，但你做一次就知道：你做得恰不恰当。”

他慢慢总结出一套“潜规则”：

• 早上不能晚起，要在厨房前露面、先打招呼；
• 晚上不能比孩子先洗澡，显得你太松懈；
• 和阿姨要保持距离；
• 不聊个人感情、不主动加家人微信、不在社交媒体晒雇主家环境。

他从不觉得自己是被完全信任的。那个摄像头，从来没摘过，就像是一个时刻提醒他边界的符号。

四、谁决定你能留下

第二单是在合肥，一户典型的“高知家庭”：父母在外企，孩子读国际学校，生活规律，理念明确。

他去了，见到孩子母亲，对方很客气。他接替的是一位“科班出身”的老师，师范专业毕业、在机构带过班，专业能力扎实。而他，既没那样的背景，也没多高学历。

孩子起初对他不熟，但很快就表现出更愿意和他说话、一起玩的倾向。他熟练安排作息表，陪孩子读书，做情绪记录，每天简单汇报。他不主动表达教育理念，也不会急着展示自己的方法论。他小心保持与家长的距离感：不越界，不多言，不装亲切。

两个星期后，家长做了决定：留下他。

他被安排住在独立卧室，有清晰的作息表与沟通群组，日常事务由“家庭助理”协调，他只需要专注孩子的学习与陪伴。他形容那段时间是“相对舒服”的，“就像是被当作一个教育工作者看待，而不是服务人员。”

“我其实并不比前一位老师更专业。”他说，“但可能我更像他们想象中的‘父亲型’陪伴者。”

那之后，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家庭。有些家长会问很多细节：学历、家庭背景、是否吸烟饮酒、有没有宗教信仰；有些则更关注气质：“你身上的味道是不是清爽？”“你说话是不是太快？”“你会不会让人紧张？”他学会了在自我介绍时适当“去标签”，不主动强调专业出身，也不表现得太自信。

他学会了看气氛。饭桌上主母若突然沉默，说明她不满意什么；孩子在门口发呆，可能是之前辅导语气太重了。站在客厅哪个位置会显得恰当，什么时候该出现，什么时候该消失，说什么话让人安心，什么行为会被误解。有无数更微妙的判断标准。有些家庭其实是脆弱的，你不能冒进。

“你其实是在一个家的社会关系网里试炼。”他说，“不是陪着一个孩子，而是陪着一个家庭里的不确定。”

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得符合他们的气味。”那是他对“适配性”最直观的定义：你的语速、穿着、姿态，乃至于整个人呈现出的气息，是否让这个家庭感到安心、稳定、可控。

那是一种在结构松散、预期模糊的行业中，生存所需的隐形技术。

五、他穿行在多个家庭之间

离开合肥之后，文聪成了一个“自由上户者”。

他在杭州、深圳之间流动接单。有时是家长推荐，有时是平台转介，也有老雇主发来一句微信：“有个朋友家在找老师，你愿不愿意试试看？”

他用一个黑色登机箱收纳全部行李，衣服、书、工作记录本摞得整整齐齐。走到哪儿，住在哪儿。像一块临时搭建的砖，被嵌入另一个家庭的结构中。

每一户人家都有不同的预设：有的希望他像“哥哥”，有的希望他像“父亲”，还有的在交接第一天就明确：“你不需要和孩子太熟。”他逐渐明白，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节奏与秩序，而他要做的，是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打扰、不突兀、不逾矩。

他发现，“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受约束。恰恰相反，在缺乏制度庇护的自由职业中，每一次上户都像一次临时“投胎”。你必须像空气一样合适，又像镜子一样不过度参与。你要给予足够的陪伴与情绪支持，但不能真的建立情感依赖。

“我慢慢知道了什么叫分寸。”他说，“你得让一个家庭感到安心，而不是让他们觉得你重要。”

有时候，他会写一些工作记录，简单记下那天的状态：

“孩子下午发了脾气，我没说话，陪他坐了十分钟。”

“雇主今天特别忙，晚饭我单独带孩子吃了。”

“今天天气很好，我带孩子在小区转了一圈，他说小区的狗跟他打招呼了。”

六、给这份工作一个说法

文聪的月薪很快到了2万，又涨到3万。中介费往往是一个月薪资的20%。

他慢慢知道了行规，中介完成一个匹配，能拿到两份钱，左手收受雇者月薪的20%，右手收雇主一个月薪资。一个单子中介可以拿120%的提成。

有一次试讲结束，雇主问他：“你有没有朋友也做这个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把身边这些人组织起来，也许可以不再单打独斗。

他找了几个朋友，都是从教育培训行业流出来的。有人做过外教助教，有人做过机构课程顾问，还有人和他一样，是误打误撞进了陪伴这个行当。几个人聚在一间小屋里，把各自的经历摊开，讨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适合进别人家？”

“我们不是机构。”他强调，“也不是家政中介。”他们想绕开原有的路径，做一个小型团队：人不多，但彼此支持，也能设定自己的工作方式。

他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做了三件事：一是整理标准流程，把“上户前该沟通哪些边界”“第一次见孩子怎么介绍自己”写成文档；二是互相观摩，定期复盘；三是给每个人做“设定”。“我们会写一段‘人设说明’。”他说，“不是包装，是自我保护。你得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提前讲清楚，才不容易出事。”

他自己写过一版开场白，每次上新户都会照着说： “您好，我叫文聪，主要做小学阶段的阅读、英语和习惯培养类的陪伴。性格偏安静，互动方式比较克制，不会过多介入家庭事务。我会尽力帮助孩子成长，同时也希望在一些边界上，我们彼此尊重。”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很平静，没有讨好，也没有疏远，像一个在暗处反复雕刻过的自我设定。

他开始给“陪伴”这件事一个更清晰的定义：不是事事都做，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把教育服务中的“亲密劳动”部分抽出来，做得干净、明确、有界限。

但他也知道，这种设想在现实中常常碰壁。遇上好沟通的家庭，一切顺畅；遇上控制欲强的家长，你所有的设定都可能瞬间被击穿。

“最难的是，‘陪伴’这个词太模糊了。”他说，“每个人都说自己是陪伴师，但其实，每个人的‘陪法’都不一样。家长想要的，也经常不一样。”

有一次，他接了一个新项目，负责一位中班孩子的“日程管理”。孩子刚睡醒，他得哄着喝水、哄着穿鞋，再哄着去兴趣班。家长定了一周七节课，下午排得满满的。他陪着孩子一项项打卡。有一次，孩子累得在钢琴教室门口睡着了，他蹲着把孩子一路抱回家，满头是汗。主母看见后，只说了一句： “下次早点哄他醒。”

他没说话。当晚，他在工作记录本里写下了一行字： “我们到底在陪谁，又在完成谁的计划？”

七、黄土上的鞋印

文聪的团队，如今积累了近一百个家庭、七百位合作老师。“这个规模在行业里，算小微。”他说，“刚刚起步。”

他家乡在甘肃庆阳，是那种一出门鞋子就陷进土里的地方。黄土层厚，风大，一天走下来，白鞋能变成灰鞋，裤脚能变成泥帘。

“我们那儿虽然是平原，但土特别厚，一脚下去能踩出一个深坑。”他说，“走得慢，就陷得深；走得快，土就会扬起来，糊你一脸。”

文爸是个寡言的人，早出晚归，天没亮就干活，干到天黑。文妈是村里少见爱读书的人，常常点着煤油灯抄词抄句，连语文书都舍不得折角。他说母亲“和村子有点不搭”，但他爸，是那种你看不见情绪，却能看见动作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坚韧。

有一次他发高烧，父亲用毛巾裹着他，一路背着倒车进城。他在昏沉中闻到父亲衣服上的汗味，混着土腥气，突然清醒了。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肩膀也可以是一种语言。

“后来我才明白，我做这份工作，不是完全偶然。”他说，“我懂怎么去照顾别人，也习惯隐忍和观察，知道在不说话的情况下靠行动去表达。”

他不觉得那是温柔，也不觉得是男性的反差魅力，而是泥地里走出来的一种自我调节。从小在一个没有太多资源的环境长大，最先学会的是如何识别边界、避免冲突、维持秩序。

他说，如果不是陪伴师的工作，他可能没机会接触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家庭。对于那些高净值家庭而言，书本上的知识获取是容易的，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反而是稀缺的。

“所以当别人说我稳重，我知道那不是天生的，是环境塑出来的。”在江浙沪做陪伴师的几年间，他上户过的家庭，从几百万到上亿不等。家里的水龙头比他以前一个月的房租还贵，孩子三岁起就排满了五种兴趣班。但他从不显得局促，也不刻意谦卑。

“我不是他们家的人，但也不是他们的附属。”他说这话时语气平稳，不激烈。就像他说自己是“吃百家饭”的人：进不同的家庭，不是为了取悦，而是尽量把事做好；不是为了改变谁，而是守住自己的边界。

有一次，他和母亲打电话，聊起AI、自习室，还有家长对孩子的“未来焦虑”。母亲在那头沉默了几秒，说：“人工智能替代不了你们。你们是人，人是有温度的。”

“你要先立规矩，才可能获得自由。”他说，“这是我妈教我的。”他从黄土中走出来，在泥地上踩出自己的印子，然后一步步，学会在别人家的客厅里，站住脚。

八、不存在的职业

“上户”是家政行业的行话，指服务者进入雇主家中工作；与之相对的“下户”，则意味着服务结束、离开雇主家庭。

有一阵，文聪经常接到平台电话：“客户特别指定要男陪伴师。”对方往往会补一句：“最好成熟稳重，能陪孩子打球、讲逻辑，带点父性气质。”

那段时间，团队接了三个单亲家庭。孩子多是男孩，活泼、情绪波动大、不太听话；母亲则事业有成、理性又焦虑。

“她们需要一个阳性的稳定角色。”他说，“但其实，她们要的不是男人，而是‘理想中的男性’。” 那些缺席的父亲、压抑的情绪、被投射的理性，都被装进了他这个角色。

白天他接散单，晚上整理记录。有时写课程，有时记当天的观察：孩子哭的原因、家长情绪的起伏、哪些沟通是有效的。“我现在做的，其实就是让这件事更清晰一点。”他说，“把它从灰色地带，往明亮处挪一点。”

陪伴师进入家庭前，通常要签一份三方协议，约定作息、休假、离职流程，还有一些细节，比如独立空间、语言尊重、基本礼遇。这是他努力建立的一点秩序。

做这份工，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着孩子转。一个月能休4天，法定节假日也正常休。好处是钱攒得快，只要不胡乱消费，一年攒20万并不难。

但整个行业依然没有名字。没有职业编号，没有资格认证，也没有清晰的归属。这种不确定感，贯穿在男陪伴师的每一次“上户”经历中。

他们没有明确的岗位定义，也没有劳动保障。但随着行业逐渐“细分”“定价”“平台化”，这份工作被重新赋予了功能价值。而性别，在其中起到一种特别的作用。

“你在这个行业里，不能累，不能犯错，也不能说‘真话’。”他顿了一下，“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陪伴’能被当作一种严肃的教育方式，一个值得信任的教育角色。”

但这个价值，从来不是自己定义的，而是整个社会结构投射出来的。很多像文聪一样的年轻人，在主流边缘做着没有规范、没有评价体系的工作，一边挣点体面钱，一边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人。

他说自己不太喜欢“男陪伴师”这个称呼。“听起来像个临时工。”但这份工作他已经做了三年。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