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还在抢学位；十年后，却在关学校。

从海岛边的“最美小学”，到魔都菜小的最后一届新生，从村镇无人问津的教学点，到城市CBD中英文学校的突然停办，“学生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整个中国基础教育体系。

一边是生源锐减，一边是编制缩紧，在这场由少子化引发的教育关停潮中，家长、老师、孩子，都站在风暴中央。

“我们家门口的幼儿园老板跑路了。”这是浙江某位家长发在群里的第一句话，随后点燃了家长们的焦虑——不是因为老师不负责，也不是课程太差，而是“招不到人”。这个故事并不孤单。

根据教育部2024年数据，全国小学数量已从去年的14.35万所锐减至13.63万所，一年间消失了7200所。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快赶上整个安徽省现存小学总数了。

与此同时，小学撤并的进程仍在加速。

今年5月，河南濮阳一次性撤销了46所小学；济南也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完成4个区共10所小学的合并、搬迁或关停。

如果说大城市的变化尚有政策调控、资源整合的掩护，那么在广袤的农村，学校的冷清则直接刺穿现实。

有的乡村小学，全校仅剩二三十名学生；还有的学校，全班就三五个孩子。“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这句听起来像凡尔赛的调侃，其实藏着的是农村小学的“空心化”危机。

哪怕地方教育局再怎么“托底”——合并临近小学、纳入乡镇中学体系、想方设法保留教学点——也终究难以扭转这股人口衰减带来的关停命运。

对于这些学校而言，不是优化，而是告别。

而这场风暴，并不只停留在农村。

即便是北上广深这样的教育重镇，也难挡“关停潮”的蔓延。

一人生病全校放假！长春一村小只有一名学生

广州虽仍是全国小学数量最多的城市，2024年有1013所小学，却只比上一年增加了5所，新增几近停滞。更严峻的是招生人数，一年间锐减3.24万人，降幅接近12%。

深圳将小学、初中、高中合并统计，2024年三类学校总数为939所，在校生197.23万人，相比2023年的189.58万人略有增加，但增幅微乎其微，几乎陷入平台期。

上海16个区的小学数量跌至660所，一年减少4所，徐汇、静安、闵行、宝山等区均有缩减；招生人数减少约3万人。就连曾被视作“稳中之稳”的魔都学区，如今也开始动摇。

而最“失血”的是北京。2024年，北京市小学数量减少至709所，一年蒸发5所，招生人数从23.5万人锐减至19.3万人——相当于整整少了近4.3万个一年级新生，一年之内几乎消失了一个中型县城的入学人口。

上海浦东的三桥小学原本是一所普通公办小学，开学前家长还收到了入学通知，转天学校就直接关停。22位新生被打散，转入4公里外的金桥小学——没有直达公交，家长只能亲送。这所学校五六年前还有200多人，如今仅剩22位学生，连城中村的宅基地都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在山东济南、河南濮阳、广州天河，这样的合并与停办每天都在上演。有的是整合为教育集团，有的是撤点并校，有的直接关门大吉。曾经人满为患的小学，如今冷清得让人心酸。

“每次考试，要么第一，要么第二”，不是凡尔赛，而是因为全班只有两个学生。

相比于城市合并学校的无奈，农村教育的空心化更加赤裸。

嵊泗嵊山岛上的“全国最美小学”，三面环海，每间教室都有海景，美术教室里的剪纸小鱼在阳光下游弋——如今，这所1941年建校的百年小学也在2024年夏天画上了句号。73名学生中的一半是外来务工子女，关校后，这些孩子每天跨海上学，留下空荡荡的教室和老师的失落。

导演张藢苧拍摄的嵊山岛小学

这场“学生荒”并非突然来袭，而是人口大势使然。

从2016年的1786万新生儿，到2023年的不足900万，中国的出生人口已经“腰斩”。而2024年小学入学儿童，正好是2018年出生那批孩子——也就是人数开始断崖式下跌的开端。

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研究团队已预测：到2035年，小学适龄人口将从峰值的1.09亿跌至约6700万，几乎减半；而中学、高中、大学的“人数高峰”也将陆续在2026、2029、2032年出现后开始下行。

换句话说，今天小学在“历劫”，明天轮到初中，高中、大学也难逃“瘦身”命运。

“今年不招老师了！”江西万年县教育局2025年初的一纸公告，让不少师范生彻夜难眠。与此同时，湖北鄂州市直接宣布锁死教师编制总量，并削减500个小学教师岗位。

近年来，多个省市开始“冻结招聘”、推行“末位退出机制”，甚至探索“转岗”“待岗”“柔性退休”等新制度。湖南衡阳县将100名教师转调事业单位，黑龙江鹤岗则直接分流206名教职工。

西南大学的研究显示：小学教师需求将在2024年触顶，随后开始净减少，未来10年内会有至少65万人“无课可上”。而初中则将在2026年达到教师峰值，高中是2030年，大学要到2035年。

铁饭碗，不再坚固。

对于年轻教师来说，刚入职就可能面对跨校调剂、学段流动，甚至退出编制体系；而对于临近退休者，或许可以申请教学辅助岗平稳过渡。

城市财政也无法再养“超标教师”。鄂州市教育预算支出已高达财政收入的183%，而教师编制却占了所有事业编的一半。在全国普遍“紧日子”的背景下，控制编制、合理调配，已成为教育系统的紧迫现实。

对于家长来说，学校的变少、老师的不稳，直接引发的是择校难题的新变体。

以前是“有得选，难上”；现在可能是“好不容易选好了，学校却没了”。

原本家门口的学校，突然关停；选了民办学校，中途却终止办学；倾家荡产买了学区房，结果五年后没人抢学位了，连学校都被合并——这些都是现实正在发生的场景。

从广州天河的岭南中英文学校，到山西朔州的星辰双语学校，不乏设施一流、师资强劲的明星民校，也因生源断崖与高成本经营而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学区房的价值，也因此被大大重估。

面对这样的趋势，曾经被炒上天价的“老破小学区房”开始显得鸡肋。

有的城市购房者坦言：“买学区房就像买二手车，只图便宜，一旦学校被合并或取消，这唯一的卖点也不复存在。”

未来的择校，将不再仅仅是“选名校”，而是“选稳定”。教育集团化、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体化、政策重点扶持校，将成为新的“教育核心资产”。

孩子变少、学校变少、老师变多，是一场由人口倒挂引发的结构性震荡。但这场风暴，也带来了教育生态的一次深度重构。

关停潮的背后，是教育资源的再分配与教育观念的再升级：

• 供给端，学校会从“卷招生”变成“争学生”，教学内容趋向多元个性，能力导向大行其道。

• 需求端，家长从“抢名额”变成“评价值”，择校不再迷信名气，而是关注是否适配孩子的成长需求。

• 结构端，从“大而全”向“精而专”转型，未来更需要跨学段、跨学科、跨地域的教师与校长。

中国教育正站在新起点上，一边是人口低谷的冷峻现实，一边是对公平、质量、多元的热切期望。

对于家长而言，这不是焦虑加重的时刻，而是重新思考“好教育”内涵的机会：

不在于“能不能挤进某某小学”，而在于“孩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成为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