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打印机成“教育标配”引热议，“减负”为何成了新负担？｜鱼眼·观察
近日，学校要求家长自行打印作业，导致需要购买家庭打印机的情况，引发了广泛关注。从家庭被迫添置的打印机，到学校办公室的审批流程，再到教育部门的政策调整，这张薄薄的打印纸背后，牵动着家长、学生、教师、教育局等多方的利益与困惑。
知名育儿专栏作者王人平表示，家长有条件、有需求可以买，但学校不能默认每个家庭都配备打印机，这种做法既无视了不同家庭的经济与资源差异，违背了教育的公平性，也消解了“双减”政策的减负初衷，变相加重了家长的教育焦虑与时间成本。
家长：从“被迫买单”到“精神内耗”
家庭打印机的出现，让家长又多了层“负担”——为孩子打印作业、检查、签字、拍照上传，成为每日固定流程。
“孩子刚上小学，打印机就成了必买教具。”北京家长张女士无奈表示。如今，打开班级微信群下载、排版、打印作业，已成为许多家长的每日“必修课”。国庆中秋假期，有家长晒出8天打印60余张作业的记录，而初中家长的单月打印量甚至可达数百页，耗材费用累计超200元 。
广州增城的黎女士对羊城晚报记者说，“2020年，因疫情的影响，当时读6年级的小孩在家上网课，老师通过钉钉群传练习题过来，家长自行打印出来给学生做。”她表示，一开始这些操作都让她非常头痛，如何连接、如何换墨盒等，平添了一份烦恼。
经济成本之外，更让家长疲惫的是精神消耗。双职工家庭需时刻紧盯通讯群通知，生怕错过作业信息导致孩子熬夜补做；遇到A3纸张、彩色图表等特殊要求时，家用打印机无法满足，只能去找社区打印店，而不少商铺已专门增设“作业打印”服务标识。
农村家庭或假期返乡的家长面临更大困境，有的被迫将打印机带回老家，有的则需专程前往县城寻找打印店 。“不是不愿配合学校，而是这种责任转嫁实在让人分身乏术。”一位佛山家长的抱怨引发广泛共鸣。
学生：消耗学习热情
对学生而言，打印作业的负担直接影响学习节奏。中学生冯同学说，经常要等家长下班回家打印完作业才能开始做题，遇到打印机故障时，往往要熬到深夜才能完成。“有时候题目排版不清楚，若打印出来的图表模糊，还得反复问老师，反而耽误了时间。”
更让学生困扰的是作业的“临时性”。不少教师在晚间临时推送电子作业，学生需等待打印期间只能被动等待，自主学习计划被打乱。一位广州重点初中的学生反映，堆积如山的打印作业让课后时间被完全占据，课外阅读、体育锻炼的时间被大幅压缩。
教师：政策夹缝中的无奈选择
面对舆论质疑，不少广州的教师表示“有苦难言”。“没人愿意天天发电子作业让家长打印，这也是无奈之举。”一位小学班主任坦言，2015年出台的“一科一辅”政策明确每学科仅能推荐一套教辅，但部分统一配发的教辅题型老旧、与教学需求脱节，为了提升教学效果，只能自行筛选习题、重组错题，形成个性化练习材料。
而学校对打印的严格管控更让教师束手束脚。不少学校要求打印资料需经备课组长、年级主任层层签字审批，流程繁琐且耗时较长，往往赶不上教学进度。
“午休时间整理完题目，等审批完排队打印，本周课程都结束了。”一位初中数学廖老师透露，相比校内打印的重重限制，将电子版作业发至微信群成了最高效的选择 。同时，“双减”政策下教师对违规增负的举报高度敏感，宁可将打印责任转移，也不愿承担政策风险。
教育部门：直面问题 多地启动优化举措
针对媒体批评和社会关切，各地教育部门已开始回应并采取行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鼓励教师自主设计练习题是精准教学的进步，但学校必须提供配套打印支持，让作业打印回归校园 。
在政策优化层面，山西阳泉郊区教育局提出对教辅目录实施动态管理，征订前充分听取教师意见并科学论证，及时剔除质量不佳的材料 。深圳教育局则明确已按“一科一辅”要求足额配发教辅材料，划定课内学习的明确边界。在执行层面，江西崇义中学设立校办油印室，实现集中打印、成本管控；辽宁调兵山市出台刚性规定，禁止通过微信群布置作业和要求家长打印，并将执行情况纳入教师考核。
广东一位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减负是系统性工程，核心是理清家校责任边界，学校应切实承担教学保障责任，杜绝将本应由校内完成的打印、批改等工作转嫁给家长。下一步将加强对教辅材料质量的监管，推动学校优化打印服务保障，同时建立违规行为监督举报机制，让减负真正惠及学生和家庭。
这场围绕“打印作业”的争议，本质是教育责任的重新校准。当学校的打印资源得到保障、教辅材料贴合教学实际、家校分工回归合理边界，打印机或许才能卸下“家庭必备教具”的沉重标签，教育减负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回归本质：让教育回到“育人”的轨道
广州一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提出，打印机作为技术工具，本身并无善恶。然而，技术的使用方式却深刻体现了教育立场。当技术被用来转嫁责任、规避监管、制造门槛时，它就成为了“教育异化”的帮凶。真正的问题，不是打印机本身，而是教育体系对技术的“无反思使用”。
在这方面，国外一些经验值得借鉴。例如，日本、芬兰等国家严格限制教师通过社交媒体布置作业，所有教学任务必须通过校内平台统一发布，确保教育责任不越位、不推诿。技术应当服务于教育公平与教学优化，而非成为“责任转移”的工具。
打印机之争，表面上是工具与成本的博弈，实质上是教育理念与制度执行的较量。真正的“减负”，不应只是作业量的减少，更应是教育责任的回归、教学逻辑的厘清、家校边界的重建。
文 | 记者 梁正杰
编辑：王智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