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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启功先生曾对我讲过:“为学术而学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科”在文化中的意义,如“眉之于面”;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则如眼、耳、口、鼻。因此,高校文科建设要重质量而不在体量。有些学科如书法之类,实在是不应该纳入高校教育体系的。我的理解是,质量高则眉清目秀、眉飞色舞,可以为脸面扬眉吐气,体量大则满脸髭须、藏污纳垢,使脸面难以清洗。启先生以为然。
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高校的扩招,文科体量大增,就拿书法来说,不仅被纳入了高教体系,还被拔高为一级学科。我当时便深以为忧,反复向有关方面提醒,早年全国美术院校每年的招生数不超过300名,教师是潘天寿、李可染等,真正能成才的尚且只是极少数;今天,招生数超过3万名,教师是我辈,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成本,究竟能培养出几个真正的人才?所以,大学的文科教育应精简体量、升华质量。

这让我想起,北宋开国时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一时绮靡柔弱的文风大盛。欧阳修起而“崇义抑文”,倡导“古文运动”,明确提出“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失去了“忠义”“大闲(防)”和“立德”“立功”的根本,“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是“不可恃”“皆可悲”的。此举虽削弱了“文艺”的体量,却极大地升华了它的质量,使宋代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百代标程的高峰。
明代中期后,文科又一次畸形地大扩展,书籍层出不穷,文人招摇满街,不少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疾首。如唐顺之在《荆川文集》中写:“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煤炭竹木当尽减价矣。”顾炎武则极诋“何文人之多”。但由于没有欧阳修那样的有力者,所以,文科的体量扩张并未得到遏制,直到清朝政府实施“文字狱”,才使“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的文风戛然中止,却又转向了“百事不关于心”而“不出于轩序”的训诂考据之学,各种艰奥琐碎的学术著作连篇累牍、叠床架屋,却基本上没有人去看,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包括“一代儒宗”章太炎在内,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与时代隔绝了”,其皇皇著述,“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进而,鲁迅先生明确表示,《章氏丛书》作为“纪念”,收入这些高深的“学术”文章当然是应该的;但不收或“所收不多”其“先前战斗的文章”,实在不应该!“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实在不在其庞大的“学术”体量,而在其精粹的“战斗”质量。
以史为鉴,始于30年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文科之扩张体量而滑坡质量,亡羊补牢,今天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再不加以精简和升华了。

原标题:《文科在文化中的意义如“眉之于面”,今天该如何让它“眉清目秀” | 徐建融》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为新华社概念图
来源:作者:徐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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