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市场不仅有竞争淘汰性，还有用户的自由选择权，最终由二者决定了供需平衡点。包括民办幼教市场。

个人观点，民办幼教的“第一平衡点”应该在2019年左右。是时，全国民办园所数量发展到峰值，生源也处于峰值附近，谓之“僧多粥多”的生态平衡。

据此，我和业内朋友交流幼教市场变化时，提出把2019年之前的时段定义为民办园“第一发展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无序发展”，政府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失控”。关键是，教育市场又不同于其他行业市场，教育的主要担当责任在政府，但在“第一发展期”中，显然，各地政府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大力发展公办园和规范管理民办园”的口号性政策，所以，也就不完全属于“失控”，在一定意义上讲还是“失职”。

直到201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学前教育市场才走入了下一个被规范管理的阶段。其文件的核心要素有三点：

其一，掐断资本裹挟幼儿园的“上市路”；其二，抢回“小区配套园”，责令办成普惠园；其三，设定“80%普惠园”硬指标，而内涵表达的是，“必须或只有新建公办园”才能完成任务。

于是乎，风向变了，民办园步入了“第二发展期”，尽管园所数量在市场变量决定下在逐年减少，但我依然用“发展”来定义。因为，从2019年以来，民办园能坚守留在场内的都是有内涵、有品质的园所，这决定了民办园整体结构，在竞争原则下呈现了“质量发展”。

那么，为了理性分析学前教育市场的问题，我们不妨引入数学函数关系来解读和对比。这便是我提出“市场变量”的概念。其中，首先是数学函数定义下的“自变量X”；其次是在市场变量决定下的幼儿园的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也就是函数的“因变量Y”。

如此，可分析“第二发展期”至少有六个直接影响市场的“自变量”：

X1：出生率下降。生源在逐年减少，导致“园多孩少”，即，“僧多粥少”；

X2：管理收紧。国家级文件颁发后的“规范管理”和“阻击资本进入”，改变了市场的无序状态，让那些投机者无机可乘，然后选择出场；

X3：疫情捣乱。2020年后的疫情，加速了没办好的幼儿园更不好办，也陆续出局了；

X4：新办公办园。在政策之下新办的公办园，以稳定的师资和硬件条件，直接抢走了附近原属于民办园的部分生源；

X5:免费政策。2025年9月国家出台了学前教育部分免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以收费为运营条件的民办园生态空间。

X6：管理态度。个别地方幼教主管对民办园的态度发生了显著性的转变，尤其在百分之五十的公办园政策被政绩化之后，民办园感觉到不受待见了。（这属于模糊自变量）

据此，民办园的因自变量的变化所带来的因变量Y有两点：

Y1:随着市场的变化，民办园的数量和在市场中的占比，加速减少，这是外在的改变；

Y2:在客观环境和行业竞争的影响下，剩余下来的民办园都是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园。

左上：儋州新概念幼儿园孔园长；右下：郑州宇通幼儿园陈园长

其实，还有第七个自变量你没注意到！

这是我在春节前后与业内人士交流的重点，这个变量是“生源总数/园所生源容量”，如果说前者是“粥”，那么后者便是“僧”。如果从2019年开始了“僧多粥少”的变化，那么，我们不该只看到“粥”在减少，即生源在减少，也不仅是“僧”在逐渐离场，还有更重要的“生源总数/园所生源容量”。而我们期待这个变量的比值重新到达1/1，即，“僧”与“粥”的匹配，也是前面我们说的市场“供需匹配”，或是，我定义的市场“第二平衡点”。

至于“第二平衡点”何时到来，我说不准，但我和郑州宇通幼教集团的陈媛园长在前几天的聊天中，以及和儋州新概念幼儿园孔蕾蕾园长关于幼教形势发展的研判中，他们都说到一点，似乎随着周边的弱小民办园的退出，今年春招的情况有些回暖。我说这是“第二平衡点”到来的前奏。

当然，这两个“平衡点”之下的民办园，其生态具有很大差别，主要表现在下面两点：

第一，在第一平衡点时的平衡态主要是“数量供需平衡”，而第二平衡点到来后，除了“数量供需平衡”之外，还有“质量选择平衡”。关键是，“选择原则”和“供需原则”一样，都属于市场属性；

第二，第一平衡点之下是弱市场竞争，其主要表现为“抢滩行为”、“包装行为”和“招生技术”，而第二平衡点到来后，我们将看到的是强竞争下的内涵比拼，尤其是高度依赖市场的民办园，没有把教育服务做宽，没有把幼教课程做深，没有把特色供需做亮，则没有生态可言。

总之，我们在期待中应该秉持的一定是理性思维，一定不能被那些制造流量的危言吓坏，也一定不能被身边退场的园所裹挟了情绪。因为，退场与重构一直都在，幼教的蜕变也是生命的再续，只要市场在，只要允许人们选择，民办园就在，这是至理。

所以，我们致敬那些退场后把生源贡献场内的幼儿园，我们也期待在场的幼儿园走向第二平衡点。

文源 | 王国平（202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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