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好好说话变成一种“高危行为”，我们的社会还能剩下什么？

最近，朋友圈和教育群里都在讨论一件事：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知名家庭教育专家沈奕斐，被一位家长追着举报了整整两个月。

起因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沈教授在一次直播连麦中，接待了一位声称孩子遭遇“校园霸凌”的家长。本着专业态度，她请家长举几个最严重的事例。

结果呢？

这位家长口中的“霸凌铁证”就两件事：一是自家孩子分零食给同学，但同学没分回来；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沈教授认真分析后直言：“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

就这样，一场长达两个月的举报风暴降临了。她被迫连日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正常工作一度无法开展。沈教授原本打算妥协删视频，但看到评论区上千条一线教师的支持留言后，她改变了主意。她说，决定“硬刚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千千万万不敢发声、被举报裹挟的基层老师撑腰。

沈教授挺住了，复旦大学也给出了公正的调查结论。但更多的普通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不敢说“校园欺凌”的老师，与被举报到抑郁的科长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身边两个真实的朋友。

一个是在北京某小学当老师的朋友。有一次无意中聊起，他说，现在学校给孩子们搞活动、做宣讲，完全不敢提“校园欺凌”这个词。

我感觉很诧异，明明这个问题学校应该宣讲得更多。他却无奈地说，只要我们用了这个词，那以后小打小闹、口角争执都成了“被校园欺凌”，然后要求学校必须严肃处理，甚至要投诉举报到教育局。

这个情况让我哑口无言，难以想象这样的调整背后，到底是多少老师和学校被举报得出的“经验之谈”。

如果说学校老师面对的是口头风险，那我另一位朋友经历的，就是一场长达数年的精神围剿。

她是一名在行政机关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退役安置工作的科长。2018年，一位退役SB参加事业编考试没有通过。这本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选拔结果，对方却把所有矛头指向了他。

原因更令人无语——仅仅是因为科长在进考场时对另外一位考生顺口说了句“加油，考第六就行”，因为那场考试只录取前六名，结果那位考生就刚好考了第六名，而没通过的那位考生只考到第八名。

随后，这位退役SB就咬死是科长搞黑幕，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举报“马拉松”——通过12315、纪委、监委，反复检举。从安置黑幕到贪污腐败，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帽子都扣了一遍。

每一次调查我这位朋友都是清白，但每一次调查结束后，下一封举报信又如期而至。

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七年多了，举报仍在继续。这位四十多岁的科长被折腾得看起来像五十多岁，几近抑郁。她无数次问我：“我能不能起诉他名誉侵权？”

作为一名律师，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在某些角落里的无力。我只能无奈地告诉他：“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的立案标准和胜诉率都很不乐观，这条路极其难走。”

沈奕斐被举报了两个多月，在复旦的撑腰下还了她清白。可我的这位朋友呢？还有沈奕斐教授这个事件背后那个小学老师呢？他们所受的精神折磨、毁掉的事业，又有谁来买单？

零成本举报的红利，正在催生一批“职业心态受害者”

沈教授被举报的事件曝光后，很多人义愤填膺。我在网上看到一组数据：西南某基层教育局在2024年1至8月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但经调查，仅7起基本属实。

7起属实，却有121起是空穴来风。

这说明一个问题：当“零成本举报”成为一种模式时，它催生的不是公平正义，而是一批“职业心态受害者”。他们把举报当成要挟工具，把“受害者”身份变成了某种心理红利。

就像那位举报沈教授的家长，起因竟然是“孩子分零食没得到回赠”。这哪里是在帮孩子讨公道？这是把成年人的控制欲和内心戏，硬生生套在孩子身上。

读完《随他们去》，我理解了那位家长的焦虑本质

美国知名行为改变专家梅尔·罗宾斯在《随他们去》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理论：“随他们去”（Let them）和“由我来”这两个简单的心法，能解决我们生活中90%的烦恼。

书中有一段话让我反思了很久：“我们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试图强迫他人符合我们的期望……不要试图改变他们。让他们做真实的自己，因为他们正在向你展示他们的本质。”

看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了那位举报沈教授的家长，也理解了我身边那些动辄举报、反复投诉的人。他们的焦虑和执念，本质上都源于一个认知错位——试图控制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事情。

正如书里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当你试图操控别人的时候，你就会立刻被别人操控。”家长希望孩子在学校不受任何委屈，这是美好的愿望。

但当愿望变成了执念，把正常的社交摩擦都解读为“攻击”，把老师的每一次管教都视为“不公”，那就走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她无法接受“孩子可能不被所有人喜欢”这个事实，所以她必须找到一个“坏人”来负责——先是学校老师，再是教育局，最后轮到了连麦里的沈教授。

而我们身边那些频繁举报的人，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无法接受事情的走向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施害者”。找到之后，就用举报作为武器，逼迫对方“屈服”。

这种思维模式，不仅摧毁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更可怕的是——它正在让所有人都学会闭嘴。

我们正在失去“好好说话”的能力

这才是整件事最让人担忧的地方。

我的那位科长朋友，每天战战兢兢，跟退役士兵说话前都要斟酌再三，生怕哪句话又被揪住不放。沈教授面临调查时说了一句话让人心酸：“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个被家长举报的小学老师和学校，会主动认错了。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扛不住了。”

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不敢说真话、不敢做专业判断，表达的公共价值将逐渐消解。老师不敢管、公务员不敢担当、专家不敢发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承担的。

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护自己，同时不失表达的温度和力量？

第一，提升表达能力，不是为了“说对话”，而是为了“把话说清楚” 。多数时候误解升级成对抗，就是因为表达的失焦。清晰的边界感、精准的语言组织，能减少大量不必要的误会。

第二，学会“温和而坚定” 。坚定的是事实和原则，温和的是态度和方式。

第三，找到属于自己的“同盟者” 。沈教授看到上千条支持留言才决定硬刚到底。当你孤立无援时，你很难坚守；但当你看到有人和你并肩，勇气就会被点燃。

写在最后

《随他们去》里有句话点醒了我：“你不用考虑取悦谁的问题，你只需要做让自己骄傲的决定。”

看到沈奕斐教授说“我坚决地不会撤这个视频，因为在这些视频下面我看到了有1000多条的评论，都是各种老师受到这样的家长的欺凌。如果我此时此刻退缩了，我会特别看不起自己”。

这一刻我感受到，终身学习不仅仅是学知识、学技能，有时候，是学“不怕”。是学如何在风暴中保持镇定，如何在误解中依然愿意沟通，如何在恐惧面前依然选择发声。

如果你也曾在某个时刻，因为担心被误解、被攻击而选择了沉默；

如果你也希望在这个“说话越来越难”的时代，守住自己的声音；

如果你想知道，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在高压环境下依然既把话说好，又把权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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