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不论在此世此岸还是在那我们已经说过的千年的旅程中，我们顺利前行。”

《古代中世纪哲学十五讲》的前言以苏格拉底在《理想国》尾声的祝福作结。

这本西方哲学史的“旅行指南”，在豆瓣读书的评分高达9.4分，收获了众多读者的好评。

古代中世纪哲学十五讲

在北大的课堂上，本书作者作为哲学史的导览者，引领学生们踏上一场精彩绝伦的哲学之旅。他脱出“为古人作传”的路径束缚，在课堂上引入对关键论题的重构与讨论；他建设讨论课、跨学科项目等平台，拓展思想交锋互鉴的空间；他连结历史与当下，在哲学史的广度中注入当代思考的深度与关怀。

他是北大2025年教学卓越奖获得者、哲学系教授吴天岳。

擦亮一面镜子

西方哲学史，是吴天岳的研究源点，也是他面向本科生的主讲内容。有关这一主题的讲法，常有两种倾向：“数人头”与“论题至上”。

在吴天岳看来，这两种讲授思路，恰与画家拉斐尔两幅壁画的巧思相契。其中，位于梵蒂冈博物馆签字大厅的《雅典学园》贴合“数人头”，将不同时期的古代哲学家汇聚于一座想象中的哲学殿堂——从“古希腊三杰”到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再到科学家托勒密、欧几里得，一位位大家哲思尽显。与《雅典学园》相对的《圣礼之争》则聚焦于西方神学史上一个核心议题——圣餐饼是否以及如何变成了基督的身体？由这一议题，画家的笔触将神学史上的诸多思想家带入画幅。“由问题引出人物”的艺术布局，与论题先导的讲授路径不谋而合。

带领初入哲学的同学们进行一场哲学史的巡礼，是引导他们观览数千年思想史的波澜，还是与之共同经历一场场睿智频现的论辩？对吴天岳而言，这是课程体式的抉择，更是传统学术与现代思考的交锋。“数人头”的观察着眼于“史”，循历史根脉梳理哲学家们的生平及思想，强调复现古典情境。可是讲授中，“哲学”与“史”的平衡更难把握，历史叙事的冗杂可能淹没哲学论证的深度。论题至上的讲述关注思考本身，立足现代哲学问题域理论，以今观古，讨论过往哲学家的贡献。但对于鲜活的哲学生命来说，问题域的界分未免机械，时空边界的模糊也易使思考脱离历史语境。二者各有短长，优势互补，讲授选择变得尤为艰难。

教学之初，吴天岳采取着重溯古的“数人头”讲法。积累一定素材经验之后，他开始尝试采取结构更整合、思维更锋利的“论题至上”路径。将现代讨论引入哲学史讲授后，同学们的思考不再受限于追逐先人的脚步，而是基于历代哲人对同一命题的考虑，建构自己的思想脉络，思索属于自己的哲学问题。作为改革的亲历者，哲学系2023级本科生石一对课堂上迸发的巧思记忆犹新，“如果单纯按‘数人头’，这节课就会有点枯燥。但从现代出发讲哲学史，即使是当代理论方向的同学也会对课程很感兴趣，他们从古人的论辩中，也能发现被忽略的视角和论域。”在石一的回忆中，课堂不再仅仅展示历史旧迹，而从崭新的哲学讨论中，催生出无穷乐趣与生机。

吴天岳在课堂上

探索全新思路的同时，吴天岳没有完全放弃“数人头”的讲授方式，有限的课堂时间中，两种路径在不同学年交替出现。在两种讲授方式间“反复横跳”，吴天岳也在细致观察着不同模式的授课效果。

如果基于历史线索来讲，大家对整个历史脉络，以及各哲学家的观点把握更准确。但对于专注于当代理论的同学，论题导向会引导他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资源可供借鉴。

在这样的“横跳”与观察之间，“西方哲学”课程始终以一种完备而非固化的形态，在流动中奔涌向前。

在更深入的专业课程中，吴天岳也同样注重当代视角与古代思想的融汇。曾在哲学系求学，如今已在外国哲学研究所任教的闫琦琛还清晰记得一节多年前的“西方古典思想”课程，在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概念时，吴天岳老师突然拿起粉笔，开始用当代分析哲学的方式重构亚里士多德的论证。这是大家从未想过的分析方式，整个教室霎时寂静。一个个分析符号落在黑板上，碰撞着亚里士多德绵亘千年的智慧，似有雷霆万钧之声。闫琦琛被这古今对话的巨大思想力量击中了，也正是由此，他逐渐从古希腊哲学这个起点，走向更适合自己的形而上学研究领域。

吴天岳在法国圣日耳曼隐修院前讲授中世纪文化与艺术

在吴天岳自己看来，“镜子”这个譬喻，用来理解古今思想的连结很是恰切。

我们回到经典并不是为了复古，而要把它作为一面镜子，重新去观照我们自己的体系和思考，然后获得一种更高层次的借鉴。

镜中的世界存在于独特的光影结构中，无法直接触碰，其意义并不在于粗糙的“古为今用”或是一味复古，而在于当这个思想世界被整全地、情境化地理解时，能够为我们展示另一种哲学生活的可能性。

躬身做“桥”

2002年，吴天岳赴鲁汶大学攻读硕博学位。

如今回忆起研究生生涯的开端，吴天岳觉得堪称“狼狈”。吴天岳早早将兴趣确定在哲学史领域，当代理论的训练对他而言是薄弱环节。在鲁汶大学威廉·戴斯蒙德教授的课上，戴斯蒙德教授讲授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细读黑格尔原著的基础上，也基于自身理论，加入了大量对于黑格尔理论的重构，这种讲授方式是吴天岳此前从未触及的。每次上课，他都需要将课程内容录制下来，课下反复听，反复理解，才能逐渐领会。除此之外，鲁汶的课程还要求大量的希腊文、拉丁文原文阅读，以及高强度的小班研讨，这些都是让吴天岳有些措手不及的挑战。

回到北大任教后，吴天岳参与并主导了不少教学改革项目，这些改革背后包含着“极切己的动机”——基于自己的经历，吴天岳希望能够借鉴不同的教育方法，帮助学生在出国求学时，不必重温自己当年的辛苦。

2009年，教育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北大的文科学者们借此契机，希望能够设立一个跨学科的项目，以打破既有的学科藩篱，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训练，最终决定以古典学为切入点，建立“古典语文学”项目。吴天岳正是这一项目的推动者之一，他深知，研究西方人文学科的学者阅读古典语言文本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在西方的古典学传统中，存在着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以牛津大学为代表的强调文本研究的传统古典语文学路径；另一种是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基于当代多学科视角的古典研究。在制定“古典语文学”的课程体系时，吴天岳更多借鉴了立足当代学术体系的剑桥模式，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更具当代关怀、也更易于进入的路径——当代的学科体系与现实关怀能够提供一把标尺，将浩瀚的思想锚定在当代坐标系中，为思想的逐步演进勾勒一条优美的上扬弧线，串联起古今之间的思想对话。

与此同时，吴天岳也同样重视对古典语言的训练。按照“古典语文学”项目古典班的课程设置，学生们至少能够完成两年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语法阅读基础训练。这一扎实训练，为学生们后续深造提供了坚实支持。此外，古典班的老师们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开展民主讨论，就项目课程体系可能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已有十余年历史的“古典语文学”项目仍在不断打磨、完善。

一届届学生从项目中受益，也为项目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在闫琦琛看来，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们共同学习一门古代语言，会创生无限的可能性：“在学习同一个古希腊语文本的时候，哲学背景的同学可能更多从思想义理的角度切入，语言背景的同学可能更关注语句本身的时态、格，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讨论甚至辩论，让我受益颇多。”哲学系2023级本科生吕昊则通过古典班这个平台，收获了对于不同学科的了解，也培养了相关志趣，“在古典班之外可能对古代哲学的接触比较多，在古典班学习古代语言之后，会觉得整个古典历史和古典文学，都为你敞开了。”

吴天岳与古典班学生在卢浮宫

除了跨学科项目，吴天岳也将改革的目光投向了专业课。在哲学系的课堂上，吴天岳注意到，研讨式教学的比重还有提升空间。

传统的课堂非常看重讲授，研讨有所欠缺。理想的教学中应该有更多学生的积极介入，比如提问、要求老师解释概念，甚至展开讨论。

知识传习固然是教育的砥石，但思考和辩论，向来是哲学的瑰宝。

2012年，北大开启“小班课教学”试点工作，提出将“大班授课和小班研讨”相结合，吴天岳紧随这股风潮，将小班讨论带入哲学教学中。

在哲学系，这样的变革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小班教学对师资和课程设计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组建合适的讨论课教师团队、如何让不同平行班的学生获得相近的学习体验，都是需要逐一解决的问题。吴天岳带着团队“见招拆招”，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可行的方案。老师意见不一，就征求不同意见，逐一讨论；助教人选不够，就推动集体备课，以老带新……几年时间，一支相对完整的讨论课教师团队已然成型。

当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迅速落地生根。

最开始，吴天岳参考西方课程体系的阅读量，为每一节课布置60—80页的阅读材料，同时每一门课都辅以小班讨论课。但很快，通过同学反馈，吴天岳注意到原有的阅读量与小班讨论安排对部分同学来说较为紧凑。

对此，吴天岳完全理解。在进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他仔细考察了普林斯顿大学、慕尼黑大学、索邦大学等以哲学教育为特色的大学的课程体系，发现总学分要求虽然相似，但单门课学分占比不同，北大课程体系下，学生选修的课程门数相对较多，分配给每门课程的课外时间自然有限。“同学们都已经非常努力了，的确是客观上时间有限。”基于现实反馈，吴天岳进行了及时调整，他尽可能将每次课程的阅读材料压缩到20—30页，只要求必读最重要的部分，另设选读材料供有精力和兴趣的同学自由探索。

吴天岳主持哲学讲座

这些业已成型或仍在推进的改革背后，无一不折射出更广阔的期许——整个中国西方哲学学科的发展，要从最初的向西方学习阶段，逐渐建立起中西间的对话，最终构建起自身话语。在这幅学科发展的图景中，吴天岳尝试搭建起更多桥梁，连接起初入哲学门的学子与广阔宏富的西方哲学世界，也创造更多中国西方哲学、古典学学科与世界对话的可能。

吴天岳与古典班同学在法兰西学院

桥梁伸延入此端与彼端，勾连起人与人，人与知识。躬身建桥的岁月里，吴天岳自己也成为链接懵懂与哲思之桥。当桥梁的一端是初涉哲学领域的学生时，真正的连接尤其珍贵，其所依托的不仅仅是真诚与包容的态度，更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吴天岳老师愿意花费时间进入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去看文献，思考问题，再基于此用自己的研究能力去指导学生，尽管这一过程对老师自身功力或研究问题的增益微乎其微。”以老师的视角回溯自己的学生生涯，闫琦琛愈发体会到这份“连接”的难能可贵。

十余年来，这些桥梁愈益宽阔稳当，也与日俱进地变化着，一届届古典班和哲学系学子，经由这些桥梁迈入知识殿堂的深处，在国内外顶尖学府进一步求索，向更高更远处行进，创造西方哲学与古典学的新声。

当智能跃出人本身

当算力与Token跻身2026年热门词汇，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大模型飞速迭代，人们惊觉AI早已渗入生活。从生成类AI模型问世至今，不过四年。而早在九年前，吴天岳便开始涉足人工智能领域，为即将滋蔓生长的技术竖起必要的藩篱。

2017年，受中国国家机器人标准化总体组委托，北大哲学系的几位老师开始着手编写《中国机器人伦理标准化前瞻》，吴天岳也参与其中。在机器人伦理标准的编写过程中，哲学系的老师们与理工科的老师们定期讨论、交流，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编写团队。2019年，以这一团队为基础，哲学系、计算机学院、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法学院等多个院系的老师合作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伦理”课程，吴天岳负责讲授其中“人的心智与人工智能”模块。不同于国外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往往聚焦于“怎么做”的伦理关切，吴天岳认为“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也同样重要，在课程讲授中，吴天岳会集中讨论“人工智能有没有自由意志，以什么样的方式决定其行动，怎么样做决定”等等问题。

对于技术本身，吴天岳抱持着开放而清醒的认识。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人类变笨甚至彻底取代人类的疑虑，吴天岳将目光投向哲学史，寻觅历史长河中富于启发的映照——重读柏拉图的《斐德若》篇，在伊立苏河畔炽热的正午阳光下，苏格拉底曾借埃及国王吐哈姆斯之口，表达对文字意义的怀疑：“学会文字的人们会变得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

眩目的日光笼罩着人类愈益昌明的发展历程，与此相似的忧虑，伴随着技术的变革与跃迁，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一次次复现。

在吴天岳看来，苏格拉底的忧虑确实成为了现实，但历史也走出了他预判的陷阱，“我们有很多东西确实记不住了，但随着各种搜索引擎工具的出现，我们倾向于不是记这个东西是什么，而是记住这个东西在哪里，如何能够找到，借助工具，人们能够把握到的东西显然是更多了。” 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技能的更迭与升级——从旧有技能转变为对新工具的利用与掌握，人工智能时代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在今天，迅速的技术迭代呼唤着更积极主动的求索与蜕变。

这也意味着传统的课程模式必须及时作出改变。在“西方哲学”课程中，吴天岳要求同学们与AI一同完成作业。同学们选定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哲学史问题，通过向人工智能提问得到初步答案，再借助传统的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在深入阅读文献后，对人工智能的回答作出评判，并展开更进一步的思考。吴天岳相信，当下一个独立清醒的判断者的角色，依然需要由人类承担。“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给出的结果依赖于命令本身和更广阔的知识的背景，但模型本身并不判断结果的好坏，也许改一两个条件，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要求使用者自己作出判断。”与人工智能“过招”后，同学们大都多了几分知己知彼的了然：“清晰、迅速、全面是人工智能最突出的优势，但人类可以比人工智能更有创新性、侧重点和深度。”如何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使其成为人类智慧的加持，在完成课程作业的过程中变得真切可感。

吴天岳自己也在不断与AI打交道，在他看来，AI能够为初步了解某个领域或某篇文件提供帮助，但处理更专深的问题时，AI常常会出错或是迎合对话者。AI像是为登山者们提供了一幅概览地图，勾摹出山的位置与形貌，但有关山的更幽微独特的部分——土地的秉性、草木的荣枯，都有待登山者亲自去看见、触碰。

吴天岳在阿奎纳墓前

在哲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山峰上，吴天岳还在继续求索。AI固然是俯瞰全景的航拍工具，但他依旧信赖古典智慧与当代思辨涵养而成的登山手杖。今天，人工智能飞速成长，人的价值定位似乎日益模糊，当人们追问“AI时代人如何能够不被取代”时，吴天岳已启程寻找答案。他正以哲学史教育的宏阔与深邃，邀请更多善思的灵魂，一同对未来做出定义。

来源：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教务长办公室、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采写 | 杨宇熙、尚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