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始于澳门一间教会小学的课桌旁。 那一年,容闳七岁。父亲牵着他走进校门时,想来没有太多念想,只是看中了这学堂管吃管住、不花一分钱。英国传教士夫人古特拉富主持的课堂里,这个中国孩子开始从字母学起,也从三餐学起。后来学校迁去香港,改名为马礼逊教会学堂,容闳在那里读算术、读地理,下午再学国文,一读就是六年。 有一个细节,容闳晚年写自传时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的校长布朗先生是耶鲁毕业的美国人,性情沉静,处事灵活,还有点乐观主义的底色。他不惜心血去教学生,也不摆架子,能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从无一丝学究气。这样一位老师,对容闳来说或许不只是授业的人,更像一扇窗,窗外确实连着大洋彼岸的另一种世界。

1846年8月的一天,布朗先生站在讲台前,说自己身体不好,决定回美国去。他想带几个学生同行,让他们在大洋彼岸完成学业。如果有人愿意,请站起来。 容闳第一个站起。接着是黄胜,再接着是黄宽。教室里安静到能听见呼吸。 四个月后,三个少年登上了亨特利思号帆船。船离岸的时候,海湾的风吹得辫子飘起来,谁会知道这段航程将成为中国近代史里的一道刻痕呢?

容闳进了孟松中学,学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1849年,他报考耶鲁,理由是校长的母校就在那里,布朗牧师也是。多年以后,他成了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大学时代的容闳,心里种下了一个念想:既然我受过了这样的教育,就该让后来的人也能享受到同样的光亮。他在自传里写得很直白: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可他回国之后,现实的墙比想象中厚得多。他试过太平天国,结果看到的不是新天新地,而是比清廷还要陈腐的一套秩序。失望而归之后,他转而走向曾国藩、李鸿章这条洋务的路。1863年曾国藩去函想见他,容闳便入了幕府,成了洋务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1870年,天津教案处理之际,容闳做翻译,瞅准时机向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原以为要等很久,没想到曾国藩当场就点了头,联名李鸿章上奏清廷,居然很快获准。

前后将近二十年,终于等到这一天,容闳的梦算是落地了。 1872年,容闳率领首批30名幼童赴美。这些十来岁的孩子,起初穿着长衫,拖着辫子,进了美国的学堂。许多人后来考入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詹天佑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他们学工程、学矿冶、学法律,读美国书,吃美国饭,在美式的环境里过生活。 日子一长,辫子就成了问题。它碍事,也碍眼。孩子们渐渐把长发剪了,遇到清朝官员来巡查,再借一条假辫子接上。这事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不只是衣冠问题,这是忠诚问题。何况他们还对四书五经提不起劲来,对孔夫子的态度也远远谈不上敬畏。

保守派大臣看不下去了。1881年,清廷下令撤回全部留学生。三批幼童被迫从8月21日起,分批登船返国。容闳半生经营,就此折在半途。 他失望,却不曾冷漠。甲午战争时,他向张之洞献过购舰决战的方案;戊戌年间,他与维新派在北京走得近,变法失败后退避上海租界;后来,他终究转向了孙中山,还写信祝贺他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哈特福德城。临终景象里,他惦记的还是祖国的将来,劝身边两个孩子回中国去。 《纽约时报》评价他是从脚趾到发梢,肺腑肝胆俱是中国人的那一型人。

如果回头再看那个南屏镇的码头,也许父亲的初衷只是一饭之安,而这碗饭的尽头,竟是一段宏大而忧伤的留洋史。一个人走了多远的路,才算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方向?容闳没有走完那条路,但他铺下了第一段铁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