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维·奥托等研究者合著的《AI时代的工作》一书，却得出了有别于大众认知的结论：在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中，除了技术变革，政策作用的因素更大。因为，受特定政策框架的影响，技术进步的大部分收益仅集中在顶层收入群体，这使得普通劳动者只能从中获得微薄回报，并成为技术替代人工岗位效应的主要受害者。而技术变革虽然蕴含着巨大潜能，但速度并不如流行叙事中描述的那么快，取代工作岗位的数量也没有那么多。一项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再到进入商业流程、被标准化、被广泛采用，并对劳动岗位和劳动者产生广泛影响的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AI时代的工作》

（美）戴维·奥托 等 著

向 晶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5月出版

随着自动化技术、机器人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许多人担心这些新兴技术将大规模取代人工岗位，从而导致大量失业。同时，自动化技术本身也在重塑就业岗位的技能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少数掌握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能够凭借其独特优势获得更高的回报，而其他人则可能面临就业机会的减少。

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维·奥托等研究者合著的《AI时代的工作》一书，却得出了有别于大众认知的结论：在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中，除了技术变革，政策作用的因素更大。因为，受特定政策框架的影响，技术进步的大部分收益仅集中在顶层收入群体，这使得普通劳动者只能从中获得微薄回报，并成为技术替代人工岗位效应的主要受害者。而技术变革虽然蕴含着巨大潜能，但速度并不如流行叙事中描述的那么快，取代工作岗位的数量也没有那么多。一项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再到进入商业流程、被标准化、被广泛采用，并对劳动岗位和劳动者产生广泛影响的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有足够的时间设计公平政策

作者在书中举例指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日本，备受热议的无人驾驶等新技术，其实从构想到商业化应用已经度过了几十年时间。即便如此，无人驾驶载客小汽车、巴士和货运卡车距离广泛推广，还要经历多个软硬件环节的革新，仍需耗费一段较长的时间，才可能最终实现。而在这段时期，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培育技能、激发投资等方式减缓冲击。

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降低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激发了创造新工作的潜力。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环节逐步、缓慢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它们在许多情况下能够与人力和现有工作岗位良好结合。例如，自动化技术可以提高工人在非自动化任务中的工作效率，进而提升整体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这种效率提升会带动相关产业的供给效率与服务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自动化虽然会使某些传统工作任务消失，但也会催生全新的工作模式、商品、服务、行业和职业。

以无人驾驶载客巴士和货运卡车为例，如果这些技术在未来得到广泛应用，那么围绕这些自动化设备和智能驱动装置的服务行业将应运而生，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如果政府再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技能培训以及相关的设备和技术投资，则可以有效缓解因技术变革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减轻受影响群体的冲击。事实上，同样是发达国家，虽然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机器换人”现象，但是除了美国以外的多个国家，通过上述举措，遏制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深。

新技术红利应普惠

作者分析指出，随着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在不同行业不同程度的应用，就业增长逐渐集中在传统的高工资和低工资职业，即所谓的“金领”和“蓝领”工作。与此同时，中等工资职业的岗位数量大幅减少，因为这些职位的工作内容相对容易标准化、编码化，且具有较高的重复性，因此更容易被自动化技术取代。相比之下，高工资职业通常与领导力、投资决策和管理能力相关，而低工资职业则往往与艰苦的工作环境，以及机器和自动化技术替代成本过高有关。

这种现象表明，要缓解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应用带来的岗位减少和失业增长问题，不仅需要发展传统低工资职业对应的职业教育，而且更应重点关注那些容易被编码化取代的中等工资职业。

书中提到，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对劳动力市场和新技术应用监管最为薄弱，对极端不平等的容忍度也最高。一些经济学家常常将美国的这种制度选择解释为换取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创新。然而，作者却认为，美国的高不平等程度并未换来更高的经济或创新增长。从横向比较来看，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甚至低于许多其他发达国家。从纵向比较来看，美国在20世纪中期的社会不平等程度较轻，从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60年代期间，不平等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而这一时期恰恰涌现了大量后来推动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的创新成果。

换言之，作者认为，尽管美国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冒险精神的商业文化确实是其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动力，但这与改善美国分配体制，并使其更加公平并不矛盾。这也意味着，减缓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应用带来的工作机会减少和收入不平等扩大，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因此，在自动化和AI时代，保持一个良好、健康的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应同时针对中等工资职业和低工资职业群体启动职业培训体系，鼓励私营部门投资，提高政府补贴水平，支持毕业生、在职者和失业者参与创新性培训。

作者认为，公平政策的核心应该确保新技术带来的增长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股东回报、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长期以来，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许多经济体，新技术红利主要以资本回报的形式回馈给投资者和创业者，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却非常缓慢。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非常突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红利未能被广大劳动者所分享。

作者在书中建议，应加强和调整劳动法，将工资增长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与经济增长更灵活地挂钩。同时，需要制定法律保护措施，加强对零工经济从业者的保护，包括家政工人、网约车司机、农场和建筑散工、配送员等传统上难以获得保护的劳动者。此外，还应调整税法，减少对资本投资的过度倾斜，平衡资本税和劳动税，将资本利得税作为主要征税对象，并将部分税收用于基础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