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重工业部从全国范围内抽调了数十名资深专家，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汽车筹备组。该筹备组的主要任务是对选址进行实地考察，并筹划建设中国首个现代化汽车制造厂。就在三个月前，斯大林在莫斯科接待毛泽东时提出建议：你们应当建设一个规模与苏联斯大林汽车厂相当的汽车制造厂。斯大林汽车厂是苏联的重点汽车生产基地，年产量接近九万辆，设备先进、技术成熟。

随后，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达成共识：苏联将全力协助中国建立一座以制造载重卡车为主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三个月后，重工业部汽车筹备组在北京正式成立，开始着手前期的准备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筹备组选出了四个城市作为汽车厂址的候选地，分别是北京、石家庄、西安和太原。然而，苏联汽车专家沃洛涅茨基对这一名单提出了强烈异议，他认为选址完全错误，坚决主张将汽车厂设在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东北地区。

尽管汽车技术早在1901年就传入中国，但50年过去，中国仍然无法自主制造整车。解放前，全国仅在上海、天津、山东和湖北等地存在一些规模较小的汽车配件厂。中国街头流动的汽车品牌多达130余种，全部依赖进口。

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建立现代化汽车厂成为苏联援助中国的首批50个重点项目之一。为了确保中国有足够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苏联提供了5亿卢布和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要求以大米、羊毛、猪肉、黄麻、茶叶等农产品，以及锑、钼、钨、锡和橡胶等矿产资源作为偿还，双方约定在9年内还清贷款。

早在1948年，斯大林就曾明确表示：“我们要竭尽所能支援中国，如果中国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将极大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影响，也会减少对我们的威胁。因此，对中国的援助，我们不能吝啬任何金钱。”由此可见，苏联对华援助的基调早已确定，1950年开始逐步展开。

编号为652的汽车制造厂，成为仅次于鞍钢的第二大苏联援建项目，双方对这一项目都高度重视。选址过程也经历了一番曲折。

最初，由中方自行勘察选出的北京、石家庄、西安和太原四个城市，被苏联技术专家沃洛涅茨基以多方面不足为由否定。他指出，若厂区需年产3万辆汽车，必须保障每年20万吨钢材、2.4万千瓦电力和2万立方米木材供应，并且所在城市应具备100万吨级运输能力。北京钢材供应不足，西安电力和铁路运输不达标，石家庄和太原则缺乏足够的木材资源。

沃洛涅茨基坚信，只有东北地区能满足这些严苛条件。东北不仅矿产和木材资源丰富，还有日据时期遗留的基础设施，铁路运力充足。经过反复讨论，中方最终采纳了苏方建议，决定将汽车厂选址于东北。

在中苏专家的联合勘察下，从城市规模、供电能力、交通便利性、地下水状况及地震历史等多项指标综合评估，最终锁定了四平、公主岭和长春三个城市。长春孟家屯车站附近的广阔平地脱颖而出，该地距离市区较近，紧邻铁路，且拥有日伪时期留下的房屋及水电设备，开阔地势也为未来将产量扩展至年产7万辆留下充足空间。

1951年3月，652厂选址方案获得正式批准。八个月后，重工业部与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签署了编号为00831的设计合同。合同约定，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将设计一座年产3万辆“吉斯150”卡车的工厂，苏联负责提供全套技术设备，并派遣专家赴华指导生产及管理。

吉斯150卡车于1947年开始投产，是苏联1950年代主力的3.5吨中型载重汽车。其设计深受30年代美国汽车技术影响，尤其与美国万国拖拉机厂的KR11车型有诸多关联。尽管性能稍显落后，但结构简洁、坚固耐用且便于维修，极适合中国当时的维修水平和复杂的路况。

合同签订后，苏联组织了26个设计单位，调集数千名设计师，耗时四个月完成全部设计工作，共向中方交付设计资料750册、工艺资料899册及近十万张图纸。中国为此支付设计费用达315万卢布。

1952年3月，重工业部正式批准设计方案，并将工厂命名为“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

1953年，斯大林汽车厂主动提出，建议中国为国产“吉斯150”卡车取名。一汽向上级报送了“解放”、“前进”、“胜利”等名称候选，最终由毛泽东亲自圈定“解放”作为新车品牌。一汽为国产吉斯150车型定名为CA10，其中“C”代表长春和中国，“A”表示第一家汽车厂。

确定名称后，一汽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解放”二字寄往苏联，由斯大林汽车厂正式将其绘入设计图纸。

一汽的建立实质上是苏联汽车制造技术向中国的全面转移。建厂期间，约有近千名中国技术人员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培训。培养人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苏联专家“来华”指导，二是中国技工“赴苏”实习。

先说“来华”。关于苏联专家赴中国，有明确合同条款：根据职务，中方需支付每位专家每月300至500卢布的工资补贴，并负责其在华食宿；苏联专家及其家属赴华时，在苏联境内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用也由中方承担。此外，由于苏联企业派遣专家存在一定损失，中方还须向苏联支付每位专家1500至3000卢布不等的赔偿金。

据统计，从一汽筹建至投产，共有188名苏联专家先后来华工作。尽管支付给他们的报酬远高于国内同类岗位，苏联并未单独向中国收取技术转让费。

苏联专家在一汽建设期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他们，一汽难以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建设投产，甚至可能因经验不足导致资源浪费。苏联专家的建议深受认可，许多关键决策均源于他们。

例如量产车型的选择，是根据苏联专家希格乔夫的建议，他结合中国需求，选定了吉斯150。事实证明，这一选择非常契合中国实际需求。

动力专家基列夫则是基建过程中的关键人物。1954年，长春遭遇连续40多天的降雨，导致电站工程延期，冬季施工供热面临危机。基列夫灵机一动，利用火车蒸汽为工地临时供暖，确保施工顺利进行。若无基列夫，一汽建设可能严重滞后。

老员工回忆，厂内所有电缆铺设均由基列夫亲自指导，他常常连续十数小时不休息，甚至顾不上吃饭。几十台暖风设备亦由他亲手安装调试。直到返苏途中，他仍在沈阳为一汽热电厂提出建议。

一汽档案显示，到1956年建厂完成时，苏联专家共提出建议19,903条，除少数因条件限制未被采纳外，其他均被采纳。这些建议凝结了苏联汽车工业的深厚积累，是对中国极为宝贵的技术财富。

再说“赴苏”学习。1952年，斯大林汽车厂建议一汽派遣技术人员赴苏联实习。厂长克雷罗强调：“你们这是第一次建设如此大型工厂，为确保投产后生产管理顺利，必须派人到莫斯科跟班学习，否则设备和工艺将难以掌握，管理也成问题。”

最初派遣人数有限，斯大林汽车厂领导对此颇为不满，甚至威胁要向毛主席举报一汽官僚主义浪费良机。此后，一汽积极派遣人员赴苏，1953年至1956年共派出539名实习生，他们成为一汽创业初期的中坚力量。

实习生们回忆，在苏联学习期间与师傅关系融洽，苏联老工人常在晚饭后为他们额外辅导，讲解日间实习时需重点关注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实习生不仅学到了制造技术，还吸收了产品开发的思维方式。一汽工程师吴廷松回忆，后来能自主开发越野车零部件，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苏联两位老师的悉心教导。

四年内，来自中国的实习生们几乎在斯大林汽车厂各岗位轮岗学习，从厂长到会计岗位无一遗漏。此次大规模实习对中国汽车工业后续发展影响深远，其中两人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3年7月15日上午9点，一汽正式在长春孟家屯车站破土动工。此时，朝鲜战争局势趋稳，中国参战表现赢得斯大林信任，1953年对华援助力度显著加大。苏联承诺，斯大林汽车厂的所有设备和技术将一应俱全地援助给中国。

苏联方面为确保设备质量，特设验收工段，所有发往中国的机械设备须经过严格检测，确保抵华后能够高效运转。部分苏联自身无法生产的设备，如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英国制造的机床，也由苏联统一采购，再转交给中国。

统计显示，一汽所用设备中，48.1%来自苏联及其他国家进口，22.8%由苏联提供图纸，在中国自行生产，其余29.1%则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制造，主要包括起重运输及电气设备。

一汽退休职工回忆，苏联设备分批运抵，且质优价廉。厂里能直接与苏联大使馆通话，查询设备到货时间及数量，设备送达迅速且运行稳定。

在苏联全力支持与中国20多个省份积极保障下，仅用三年时间，一汽建成了38万平方米的工业建筑及30万平方米的生活设施，安装调试机器设备达7800台、工艺设备逾2万套。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载重汽车CA10顺利下线。在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百废待兴的中国，这一成就堪称史无前例的建设奇迹。全厂设备运行良好，建设过程中基本无浪费和返工。

陈云曾评价：“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实意的，他们造两台机器，我们就造一台，能做到这样，实属尽到了国际主义义务。”

为感谢苏联，一汽将第二辆下线的“解放”汽车赠送给出席开工典礼的苏联代表团。

作为苏联援华的典型项目之一，一汽完整经历了中苏关系的兴衰变迁。根据厂志记载，1953年奠基后3年内即建成投产，1956年产汽1654辆，1958年增至14922辆，掌握了解放CA30军用越野车的生产技术，1960年产量达17407辆，实现利润一亿一千万元，创下历史高峰。

然而，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一汽产量骤降至1146辆，甚至低于1956年开厂初期，亏损达2108万元。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苏联援助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与其自身利益优先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援助规模和无私程度在国际关系史上罕见；截止1957年，苏联向社会主义国家贷款280亿美元，其中40%流向中国，远超其他国家。

十年蜜月期内，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全套重工业基础，涵盖机床、精密机械、大型冶金和矿山技术，并推动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及新型塑料的研究，提供大量科研仪器、技术资料和样品，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中国因此快速缩小与世界强国的技术差距。

另一方面，苏联援助也带有明显战略考量，既用于扩大影响力，也在关键时刻通过改变援助政策施加压力。贷款使用和偿还中附加诸多限制，有时甚至影响中国主权，例如限制中国钨、锡、铅等金属出口必须优先销售给苏联。

总的来说，十年中苏援助虽历经波折，却在中国的工业布局、城市规划和重工业运营模式中留下了深刻烙印，至今仍可见其苏联基因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