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球航空业被疫情按下暂停键,英国航空发动机巨头罗尔斯罗伊斯几乎被逼到悬崖边。
订单暴跌,现金流告急,裁员卖资产成了唯一出路。
就在这时,中国资本带着真金白银和市场诚意上门,希望通过合作换技术,但罗罗宁愿裁掉9000名员工,也不肯松口。
几年后,它却主动在中国建维修厂,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要看懂罗罗当年的选择,先得明白它在航空发动机行业的位置。
全球民航发动机市场并不热闹,真正有能力做高端大涵道比发动机的企业,长期只有三家,美国的通用电气、普惠,以及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
这不是资本多就能挤进去的赛道,而是材料科学、热力学、精密制造和长期试错堆出来的结果。
发动机不是一次性买卖,而是几十年生命周期的服务生意,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掌握话语权。
罗罗最核心的资产,并不是厂房和设备,而是发动机内部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高温涡轮叶片的材料配方,能够在上千度高温下长期工作而不变形。
比如整机气动布局的算法和设计逻辑,决定了一台发动机的油耗、推力和寿命。
这些东西不是写在说明书里的技术参数,而是百年积累下来的工程经验。一旦流出去,竞争优势就会被慢慢稀释。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在2020年前后提出合作意向时,罗罗内部的警惕性非常高。
当时中国民航发动机对外依赖度确实不低,尤其在大飞机领域,对外部供应链的稳定性高度敏感。
中国给出的条件也很实在,资金、市场、订单都有明确预期。
但在罗罗看来,这种合作一旦涉及核心制造技术,就等于亲手培养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
除了商业层面的顾虑,还有现实的制度约束。
航空发动机属于典型的军民两用技术,英国和西方国家对这类技术的出口有严格限制。
即便企业愿意,政府层面的审批也极其复杂,一旦越界,法律和政治风险都难以承受。
同时,资本市场同样不允许管理层轻易松口。
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核心技术外流意味着未来盈利能力被削弱,股价和市值都会受到冲击,董事会和股东不会轻易点头。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罗在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最保守的路线。
2020年全球航空运输量骤降,大量飞机停飞,发动机交付和维修需求同时下滑,公司收入一度缩水六成以上。
为了活下去,只能通过裁员和出售资产止血。
9000人的裁员规模,在英国制造业中极为罕见,相当于直接砍掉了五分之一的员工队伍。
同时,罗罗陆续出售能源业务、培训中心、零部件仓储,甚至连部分核相关业务也一并出手。
这些操作在短期内保住了现金流,却也让企业元气大伤。
但从罗罗自己的角度看,这是一种不得不做的选择。
技术是命根子,可以裁人、可以卖资产,却不能轻易交出去。这不是情绪化的倔强,而是行业竞争逻辑决定的生存本能。
拒绝合作,并不代表可以忽视现实。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罗罗内部也很清楚,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并没有因为一次拒绝而消失。
恰恰相反,随着全球航空版图的变化,中国的重要性还在不断上升。
从全球航空发展趋势看,未来十到二十年,航空运输的增量主要来自亚洲,而中国又是其中最核心的市场。
无论是客运量增长速度,还是新飞机交付数量,中国都排在全球前列。
大量新飞机意味着大量发动机交付,更意味着后续几十年的维修和服务需求。
对发动机厂商来说,售后服务的利润往往远高于一次性销售,稳定而长期。
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因为外部封锁而停下脚步。
国产大飞机项目持续推进,C919的商业运营逐步展开,订单规模不断扩大。
配套的国产发动机研发也在同步推进,从试验验证到地面测试,每一步都在按计划推进。
即便短期内仍需要依赖进口发动机,但方向已经很明确,那就是逐步降低对外依赖。
这种趋势对罗罗形成了现实压力。
如果完全错失中国市场,不仅意味着当下的订单减少,更意味着未来几十年的维修和服务市场被竞争对手占据。
一旦国产发动机成熟,留给外资厂商的空间只会更小。罗罗不可能对这种趋势视而不见。
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发动机供应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家外资企业之间,中国航司的选择空间有限。
但随着国产机型逐步成熟,议价权也在发生变化。谁能更贴近客户、谁能提供更高效的服务,谁就更有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把维修和服务能力前移到中国,本身就是一种顺应市场的选择。
从企业经营角度看,这并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现实的布局。
既守住技术底线,又不放弃市场机会,把能合作的部分尽量做深做透。
维修业务正好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间,不涉及核心设计和制造,但又能带来稳定现金流,还能增强客户黏性。
罗罗最终选择的方式,是在中国建立发动机维修合资企业。
这一步看似转变很大,但仔细看合作内容,其实边界划得非常清楚。
合资公司主要负责现役发动机的检查、拆装、清洗、维修和部件更换,不涉及整机设计、关键材料制造和核心工艺转移。
换句话说,这是把最赚钱但技术敏感度相对较低的业务放在中国。
这家维修厂的规模并不小,总投资超过二十亿元,占地面积达到数万平方米,规划中的年维修能力达到数百台发动机。
对中国航司来说,最大的好处是节省时间和成本。
过去发动机需要跨洲运输到海外维修,一来一回周期很长,备用发动机的成本也很高。
维修能力本地化后,效率明显提升。
对中国工程师而言,这同样是一种积累。
维修虽然不等于研发,但对发动机结构、工艺标准和运行状态的理解非常重要。
大量拆解和检测工作,可以让工程人员更直观地理解复杂系统的工作逻辑,为未来国产发动机的完善打下基础。
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不是通过一纸技术转让就能完成的。
对罗罗来说,这一步既稳住了市场,也增强了自身在中国的存在感。
维修厂的落地,意味着更贴近客户、更快响应需求,也有助于巩固市场份额。
在不触碰技术红线的前提下,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这是典型的理性选择。
罗罗依然会努力守住自己的技术优势,中国也不会因为一次合作就放松自研节奏。
双方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这种关系会长期存在。
回头看罗罗这几年的选择,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前后矛盾。
拒绝转让技术,是对自身竞争力的保护;选择在中国建维修厂,是对市场现实的尊重。
核心技术从来不是谈判桌上的赠品,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轻易交出自己的底牌。
对中国而言,别人不转让并不意味着停滞,反而更清楚地指向一条路,那就是靠自己把关键能力一点点做出来。
这场围绕技术和市场的较量,不会因为一座维修厂就画上句号。最终决定胜负的,依然是谁的技术更扎实,谁的市场更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