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这老头儿,一辈子见识过太多国际风云。他1923年生在德国,犹太人,1938年逃到美国避纳粹。很快就参军,打二战,在情报部门混。
战后去哈佛念书,专攻政治,1950年代写核战略书,挺有分量。1969年尼克松拉他当国家安全助理,后来升国务卿,干到1977年。
那些年他搞了不少事,比如缓和美苏关系,还促成尼克松1972年访华。那次秘密去北京,打开中美大门,1979年建交。他总说中国战略像围棋,下子看长远,不像西方直来直去。
2023年,当他以百岁高龄最后一次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时,甚至还没忘在7月那个炎热的夏天再次警告:这两个大国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
那是他对毕生致力维持的脆弱架构发出的最后哀鸣。可惜,这句“如果不赶紧改道,就会坠入深渊”的告诫,现在的华盛顿似乎并没有几个人真正听进去了。
要是翻开基辛格的人生履历,你会发现这种忧患意识是刻在他骨子里的。1923年生于德国的犹太家庭,15岁为了躲避纳粹的屠刀仓皇逃往美国,随后又在二战的硝烟中服役,这让他从少年时代就明白“秩序崩塌”意味着什么。
从战后在哈佛钻研核战略,到1969年被尼克松拉进白宫核心圈,再到后来身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双职,他不仅是个学者,更是一个在权力绞肉机里摸爬滚打了八年的操盘手。
正是这种从血与火中淬炼出的现实主义,让他极其反感那种想当然的“单线思维”。在他看来,当下的美国政界太沉迷于“国际象棋”式的直接厮杀——那种哪怕牺牲棋子也要把对方老王将死的冲动。
而他在多年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里总结出,东方的智慧更像是围棋:并不急于吃子,而是讲究在漫长的博弈中“占空位”、积蓄“势”,在长远的发展中化解对手的攻势。
遗憾的是,如今坐在华盛顿决策席上的人,似乎把这种基于历史维度的战略耐心当成了软弱,取而代之的是沙盘上愈演愈烈的战争狂想。
当你走进那些顶着“战略中心”或“研究会”名头的美国顶级智库,会发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火药味。这些不仅是动动嘴皮子,他们真的在算计“怎么炸”。
从兰德公司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这一两年来出台的推演报告,几乎都在围着同一个剧本转:如果台海或南海一旦有事,美军该如何把几十年前在伊拉克用过的那一套“空中拆迁”搬到东方来。
这套剧本的起手式听起来充满了“海湾战争综合征”的味道:先是用铺天盖地的电子战手段把对方的雷达和通讯系统变成聋子、瞎子。紧接着,原本驻扎在关岛的B-21隐形轰炸机呼啸而出,挂载着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直扑东风导弹阵地。
再下一步,就是针对性的“去工业化”打击,目标直指那些生产军工部件的沿海工业区和船厂。最后封锁海路,试图窒息整个对手。
虽然他们也承认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可能会因为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而遭受重创,甚至不得不远远躲到第二岛链之外,但他们笃定地认为,靠着轰炸机群的“全方位输出”,能迅速削弱中国那个世界第一的工业产能。
然而,现实真的能像PPT上画得那么顺畅吗?只要把目光从关岛往西移,看看美军这一年来的土木工程清单,就能嗅出一丝掩盖不住的焦虑。
美军其实心里比谁都虚。他们很清楚,一旦面对像歼-20和成体系的防空网络,以前那种舒舒服服蹲在大基地里喝着咖啡指挥起降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为了不让所有鸡蛋都被砸碎在一个篮子里,五角大楼不得不搞起了一个叫“敏捷战斗部署”的新花样——说白了,就是像游击队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奇怪的景象:那些曾在二战泛黄照片里出现过的废弃跑道,在2024年又重新被推土机唤醒了。
你看那个位于帕劳群岛的贝里琉岛,这个距离马尼拉不过1600公里的弹丸之地,曾在1944年见证过无数美军陆战队员的尸体,现在又铺上了新的沥青。2024年6月,一架KC-130加油机在那里试探性地完成了一次起降,就是为了证明这就所谓的“备用跳板”能用。
再看天宁岛北场,这个当年把原子弹装上飞机的地方,在荒废了快80年后,也从2024年1月起大兴土木,为了能在10月之前搞出一片能停得下F-22这样娇贵战机的停机坪,美军工兵简直是昼夜不停。
甚至到了2025年上半年,根据美军的计划表,这里还要搞一场像模像样的F-22分散起降演习。
但是,这些智库报告里也不得不尴尬地用小字号标注出一个致命BUG:后勤。你在地图上画个圈容易,真要打起仗来,要在这些缺乏深水港和大型油库的孤岛上,伺候那些像是“吞金兽”一样的五代机,难度堪比登天。
报告里那些冷冰冰的数据已经预警——分散部署确实让中国导弹不好瞄准了,但分散的补给线同样脆弱不堪,一旦燃料和弹药的运输船被截断,这些昂贵的战机除了趴在跑道上晒太阳,什么也干不了。
更别提面对高超音速武器这种不讲理的速度,几百公里的战术分散究竟能争取到多少生存时间,连制定计划的人自己都没底。
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一边是五角大楼在疯狂翻修二战旧机场,仿佛明天就要开战。另一边,经济账本上的数字却在讲述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自从苏联解体,美国习惯了那个“举世无双”的霸主地位已经三十年了。当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量追上来时,华盛顿的本能反应是惊慌失措。
从特朗普时代的关税大棒,到拜登政府那种近乎强迫症般的“小院高墙”——芯片禁运、科技脱钩、投资审查,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美国政客似乎觉得这样就能把对手摁回去。
可基辛格生前早就看透了这种做法的荒谬。他在百岁那年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的做法是愚蠢的,因为世界太大了,完全容得下两个大国共存。
要知道,即使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的2022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依然顽强地突破了7500亿美元大关。那些为了选票高喊“脱钩”的议员们可能选择性地忽视了,从大平原上的农场主到西雅图的波音工厂,无数美国人的饭碗其实是端在中国这个市场手里的。
如果真像兰德公司的报告那样,要把中国沿海的工业区炸个稀巴烂,那么美国自己的通胀率要飞到哪里去?那些不仅依赖廉价商品,更依赖深层供应链的美国企业又能撑几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二”的死局。
但现在的美国国会山,已经被一种近乎狂热的“政治正确”裹挟,哪怕是在2025年国防部新掌门人的提名上,甚至听到了要把国防部改回“战争部”这种带有浓厚进攻色彩的叫嚣,军舰过海峡成了家常便饭,对台军售法案一个接一个,完全不顾及这是一条可能会引爆核大国冲突的红线。
基辛格在1972年能帮尼克松那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靠的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和对现实利益的精准计算。他那时候明白,与其面对一个死硬的对手,不如把中国拉进国际体系。
那一次的转圜,不仅结束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也让美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吃到了全球化最大的红利,包括多了几百万个就业岗位和那些在华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
但如今,随着这位百岁老人的离去,那种愿意坐下来在“接触”中寻找最大公约数的智慧,似乎也被带进了坟墓。
尽管2024年中美元首的那通电话试图在风浪中校正航向,尽管北京一再强调“谈比打好”,但在华盛顿的战略棋盘上,激进的棋步依然在一步步落下。
2025年的报告甚至开始探讨所谓的“持久战”,通过无人机群打头阵去消耗中国的防空火力,仿佛只要算盘打得够精,战争就没有成本。
只不过,在这个核武器甚至可能形成中俄同盟威慑的时代,在这个中国拥有“东风快递”和全球最强工业制造能力的时代,如果真的像那些盲目的战争推演一样,因为误判而从悬崖边滑落,后果恐怕绝不仅是损失几艘航母或几个空军联队那么简单。
基辛格最后留下的那个“悬崖”隐喻,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对这辆失去老练驾驶员、正在迷雾中加速狂奔的列车,最现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