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2024年交出的成绩单直接把行业目光拉了过去,全年营收7771.02亿元,同比增长29.02%,净利润402.54亿元,同时国内纳税510亿元。
员工总数达到968872人,比2023年增长37.7%,其中研发人员121598人,平均每八名员工里就有一位搞技术的。
本科以上学历员工超过5万,博士后就有1600多人。这种规模和结构,让外界把这家企业跟早年的富士康并列讨论起来。
两家企业起点其实挺像,都从制造业底层一步步爬起来。郭
台铭1974年在台湾地区成立鸿海,从塑料零件做起,1988年到大陆设厂,靠给国际大牌做电子组装迅速扩张。
比亚迪则是王传福1995年在深圳创办,从手机电池切入,靠低成本生产抢市场。早期路径有重合的地方,都是靠劳动力密集和供应链效率起家,但后来选择完全不同。
富士康长期专注代工模式,比亚迪却在电池领域站稳后,转向整车制造,尤其新能源汽车。
两人最早的交集发生在2002年11月27日。王传福受邀到富士康深圳厂区参观。
之后没多久,从2003年开始,比亚迪陆续从富士康挖走400多名员工,包括技术骨干。
这些人过去后,比亚迪的电池和手机部件生产线快速成型,产品报价低,订单增长明显。
郭台铭觉得商业机密被带走,2006年6月在深圳和香港提起诉讼,指控侵犯商业秘密。
比亚迪反诉富士康诽谤和贿赂,官司前后拖了几年。
法庭阶段,深圳法院查扣了比亚迪部分员工的电脑硬盘,发现里面有带富士康标识的文件。
北京专家鉴定后确认部分内容属于非公知信息。
富士康一方还提供数据,说比亚迪2006年手机制造营收超过51亿元,增速远超正常水平。
部分比亚迪前员工因相关行为被判刑,但公司主体没有受到直接处罚。2012年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驳回鸿海的上诉,案件基本落下帷幕。
郭台铭后来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那次2002年的参观,觉得当时邀请对方看生产线等于给了对方机会。
2008年巴菲特投资比亚迪,他还专门写信过去,问对方敢不敢每天开比亚迪车上下班。巴菲特的合伙人芒格回应说投资决定没问题。
这段恩怨在行业里流传多年,成为两岸制造业竞争的一个注脚。郭台铭当时认为比亚迪靠不正当方式抢生意,但官司结果让富士康在大陆的部分业务也受到影响,管理层后来调整了策略。
比亚迪没有因为官司停步。
2003年1月23日,它以2.7亿元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77%股权,拿到整车生产资质。
2005年4月16日,F3轿车在西安高新区新厂下线,同年12月正式上市,售价7.38万至9.98万元,很快收到近万份订单。这一步让比亚迪从零部件供应商转向整车制造商。
之后它把重点放在核心技术掌控上,逐步掌握电池、电机、电控和IGBT芯片等环节,实现垂直整合。
相比富士康主要依赖客户订单,比亚迪自己做品牌、抓技术链条,这种模式让它在后来新能源汽车浪潮里占到先机。
2024年比亚迪汽车业务营收6173.82亿元,占总营收79.45%,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1596.09亿元,增长34.6%。
研发投入541.61亿元,占营收近7%。这种投入直接体现在产品上,刀片电池、永磁同步电机、集成电控系统都成为竞争力来源。
员工队伍也持续优化,30岁以上员工占比56.5%,少数民族员工9.5万人,残疾员工4630人。
工厂招聘动作一直没停,2024年一年就新增26.6万人,吸纳了大量制造业转型期的劳动力,在经济波动期起到稳定就业的作用。
96万人的队伍里,很多是从基层做起,一步步参与到新能源汽车生产。这种大规模就业本身就带着社会价值,尤其在当前环境下,它直接为近百万家庭提供了生计保障。
进入2025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全年销量达到460万辆左右,其中纯电动车约226万辆,同比增长28%左右。
特斯拉同年全球交付量约163.6万辆,比亚迪首次在全年纯电动销量上实现反超。海外市场贡献突出,全年出口超过104万辆,同比增长145%,欧洲注册量增长240%,泰国和巴西工厂也开始释放产能。出海足迹覆盖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车企里出口增速最快的之一。
垂直整合的优势在这里体现得更明显,供应链自主可控,成本和交付效率都有保障。
富士康这边,郭台铭2019年从董事长位置退下,转向电动车代工领域。2020年推出MIH开放平台,2021年正式运作,2022年开始跟多家车企合作。
平台开放硬件接口,吸引合作伙伴参与模块开发。富士康2024年营收创下新高,主要靠人工智能(AI)服务器订单拉动,云端网络产品占比大幅提升。
人工智能(AI)服务器在整体服务器营收里的份额预计超过四成,甚至到2025年可能跟iPhone制造业务持平。
生产线从传统电子组装切换到高精度服务器组装,技术人员专注优化散热和信号测试,业务重心逐步从消费电子转向数据中心和智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