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 ——评王浩洪长篇小说《我们的人生向太阳》
□ 沈嘉达 沈思涵
作为地市州级公益文化艺术基金会，黄冈市文化艺术基金会出手不凡，劲道十足——在其强力支持下，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长江文艺出版社一次性推出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十部力作。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高度肯定“这是黄冈文学艺术界给党的二十大的隆重献礼，是黄冈文学事业发展的盛大喜事”“代表了当下黄冈文学创作的实力和水平”。而其中王浩洪的长篇小说《我们的人生向太阳》（以下简称《太阳》），即是一部别开生面的长篇佳作。
小说开头引用了军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预示这部小说是一部关于革命军队成长的作品，而其实它又远远超出了这一主题。它没有恪守传统思维和习惯的表达来演绎革命历史故事——虽然那样的革命题材作品曾经在我们的文学史上留下过光辉的篇章。《太阳》作者不甘于此，而是尝试以突破和创新的精神去探讨新的表达。
《太阳》是一部关乎信仰的长篇小说。小说成功地叙写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军事斗争，也成功地表现了党在隐蔽战线的卓越贡献。萧淑君为策反国民党24师赢得反“围剿”胜利而“自愿”嫁给国民党军师长孙刚成，但她又心慕两小无猜、共历风雨的红军师长秦绍宽，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人生折磨；而嫁给孙刚成之后，她又发现这位国民党将领卓然独立与众不同，情难自禁地认为孙刚成是“一个好男人”，“如果她只是一个村姑乡妹，她完全愿意把终身托付给他”。然而，信仰的力量到底胜过儿女情长，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孙刚成起义被自己的亲弟弟萧一方枪杀之后，她还是向萧一方射出了子弹。正如《太阳》“尾声”所言，“我们的人生，秦绍宽、孙刚成的人生，还有那些死去的战友的人生，以及子禾（萧淑君之子）的人生，都是牺牲的人生，但无论长短，都是向着太阳走的一生”。太阳是什么？是充满光明的理想；是什么成就了革命者“牺牲的人生”？毫无疑问，是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
作者敢于直面历史真相，不回避革命历史的曲折过程，将笔触深入到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场景之中，深入到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内部，将人物关系置于极具个性特色的矛盾冲突之中，写出了内斗危害，使得作品别具张力。诸如由于当时的严酷环境和个别领导人（小说中为特派员尚高远）的错误判断，导致天崎山松坪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包括秦绍宽师长在内的真正革命者被怀疑撤职，几被杀害。小说进一步写到，由于国民党特务的阴谋破坏，松坪红军被严重误判，为澄清事实解救几千红军战士，避免更大规模的悲剧发生，已经被撤职的前师长秦绍宽坦然赴死：“如果我们必死，死就是了，让战士们活！只要他们活着，就会有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就会有青草一样的红军。”在这种崇高信仰支撑下，秦绍宽慨然自刎，终于解除了两军误会。秦绍宽之死，在《太阳》中闪耀出独到的生命光辉，显示了深刻的信仰价值。
小说成功地处理了肃反与策反的关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国焘等人在苏区和红军中的错误肃反是有历史结论的，但如何正确表现、客观反映这一史实，对创作者仍然存在挑战。作者走访了多位党史专家，收集了众多的记录、反映苏区肃反的资料，从这些调研中发现，导致苏区肃反扩大化严重错误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当时的中央（分局）的决策，国际国内环境、敌特的破坏、肃反执行者的个人品质和素质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一味地批判和单一的谴责都失之偏颇。正是全面地认识历史的真相为正确地表达奠定了基础，为作者敢于突破敏感话题提供了信心和力量来源。在具体的描写中，小说把肃反推到历史背景上，把主要笔墨用来描写策反，而策反由于敌特的破坏，执行人的个人素质和肃反形成的极左环境而出现挫折，是共产党人萧淑君和地下党组织以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通过不懈的努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因此也使小说艺术地展示出信仰的力量。
《太阳》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因为它克服了将革命扁平化、简单化描写的倾向。小说塑造了复杂的人物性格。突出表现在它对于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描写。绝不是简单地以为革命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了无生气的钢铁，而是把他们当作同样具有七情六欲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来写。
在艺术表现上，《太阳》叙写了好看的复杂的故事。一条主线是天崎山革命根据地松坪苏区红军独立师与国民党军队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另一条主线是萧淑君和地下党对24师的策反斗争，两条主线相互平行，明的武装斗争与暗的隐蔽战线的工作分头并进，终至归一。而在围剿与反围剿、策反与反策反的斗争中，又分别楔进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内部矛盾、内斗冲突两条副线。这样四条线索并行或交织，构成了复杂的故事和生动的情节，而同时，作者又追求叙事与描写的统一，非常注重小说的细节效应，在不太长的篇幅里通过大量的细节白描刻画典型环境和人物性格，用真实、生动、典型的细节丰富文本形象，从而写出了萧淑君、秦绍宽、孙刚成、顾雷、尚高远、钟水面等一大批完成度很高的性格化人物，实现了作品的故事性与文学性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