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
近年来，中国面临着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垃圾不够烧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模式的转变，垃圾产生量急剧增加。曾经看似源源不断的垃圾供应，如今却逐渐捉襟见肘。这背后反映出我们在资源利用和垃圾处理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过度消费导致垃圾产出速度远超预期；另一方面，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未能跟上步伐。如何破解这一困局，实现垃圾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处理，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前阵子，有个说法很流行：中国的垃圾，已经不够烧了！
听起来挺唬人，是真的吗？
垃圾焚烧发电公司外景。图源：新华社
一
《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2023年，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为86.2万吨/日，提前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到2025年80万吨/日的目标；同期，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为62.9万吨/日（以行业标准每年333日折算）。
86.2减62.9，有23.3万吨/日的缺口。处理能力确实比处理量大不少，这就是一些地区出现“垃圾不够烧”情况的由来。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是规划。一般来说，人口越多、收入/消费水平越高的地方，垃圾产生量就会越高。目前，城镇的生活垃圾基本纳入市政处理范围，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也将在规划中被纳入“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市政服务体系。这就会扩大收集垃圾范围，增加垃圾处理需求。
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在规划产能时，倾向于乐观估计未来人口数量、居民收入水平、城镇化率等指标。汇总到全国，就可能出现产能冗余。
其次是设备。目前主流的炉排炉工艺，最小处理规模一般为200吨/日。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如，2023年全国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0.49kg/日，如果不进行分类、全部焚烧，200吨/日的处理量可以对应41万人；如果按焚烧处理率0.65计，则可对应63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中国县域平均人口数量约40万人，约30%的县常住人口少于20万人。换言之，人口少的县即使上马炉排炉的“基本款”，也会造成产能冗余。
另外还有协调的问题。市政垃圾处理不是市场化收费，绝大部分成本由各地财政承担。本地建焚烧设施，权责明晰，运输成本低，可采取各类投资模式，运营财政补贴能留在当地。焚烧能处理垃圾，还能发电。每吨垃圾可发电300度，即便是200吨/日的最小处理规模设备，每天也能发6万度电。如果交由邻近市县焚烧处理，不仅运输成本增加，还得给运营方付处理费，是一笔不小的财政资金流出。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存在“县县建厂”的情况。这也好理解。
产能过剩，垃圾不够烧，需要担心吗？
事实上，一些地方的新生垃圾虽供少于求，但过去填埋掉的陈腐垃圾可被挖出来进行处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深入，进入焚烧厂的垃圾热值普遍提高，提高了发电效率，也能一定程度弥补垃圾数量的不足。
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内操作设备吊运垃圾。图源：新华社
二
有人问：各地焚烧垃圾的能力上来了，是不是随便烧烧就万事大吉？有必要推进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建设，尤其是生活垃圾分类吗？
前一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后一个答案是肯定的。
城市涉及的垃圾种类很多，有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生活垃圾也分很多种，比如有毒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像药品、餐厨废物、玻璃陶瓷金属制品、电子产品等，都不能烧——有的有害，有的占地方影响燃烧发电效率，有的直接烧浪费资源。
因此，能进入垃圾焚烧厂处理的垃圾，只是所有垃圾的一部分。如果不同类型的垃圾对应的处理设施不足，会导致垃圾被随意丢弃或不当处理。多年前发生的“江漂死猪”“山埋死猪”等事件，就是因为当地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
图为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指导目录（2019）》整理。图源：上观新闻
今天，因着现代化技术的进步、管理机制的优化，针对工业废物、大宗废物、生活垃圾，已有了较为严密的监管体系。但在偏远或隐蔽场所违规倾倒垃圾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
2024年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集中曝光了七省市建筑垃圾违规处置问题，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不太引人注意的滩涂、林地、河道、公园僻静处。这些地点，为城市居民提供重要的生态服务，在这里倾倒垃圾，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公共利益。所以我们应当共同关注各类垃圾的分类和处置。
中国用了短短十几年，就成了垃圾焚烧产能世界第一大国。但光堆产能不够，还得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水平，从增量扩张向精细管理、提质增效转变。
文/云间子
编辑/绫波、山秋、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