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八大关的老洋房里,秋雨淅沥,透过窗户望去,空气冷清,安泰站在书房二楼,手里紧紧握着刚收到的政审表格。表格上“社会关系”一栏如同一张大嘴,随时准备吞噬这个摇摇欲坠的资本家家庭。楼下传来妹妹安杰摔茶杯的声音——她又因为相亲对象是个“土包子军官”而大发脾气。
安泰摸了摸口袋里的家谱,家谱的纸张已经泛黄,他不禁想起上个月被批斗的岳父,脊背不由得一阵寒意。家里的客厅水晶吊灯早已换成了15瓦的小灯泡。三年前,父亲带着小妈逃往台湾那晚,保险柜里只剩下三根金条和一些已经蒙上灰尘的纺织厂地契。如今,大妹安欣的未婚夫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妻子娘家的恶霸地主背景更是雪上加霜。这个曾经显赫的家族,现在如同风暴中的小船,一不小心就会倾覆。
然而,当海军团长江德福突然出现在安泰面前时,安泰在茶水的雾气中看到了改变的希望。他注意到这个山东汉子尽管带着乡音,军装上的勋章却十分耀眼;虽然他不懂得使用银质餐具,但递烟时,细心地把过滤嘴朝向客人。这些细节让安泰确信:江德福代表着新时代的通行证。
在相亲宴上,欧阳懿喝着红酒,嘲笑江德福分不清勃艮第杯和香槟杯。安泰在桌下狠狠踩了妹夫的皮鞋。他清楚记得,曾经那些在工商联会议上高谈阔论的旧识,现在多数都在劳改农场做苦力;而邻桌的王老板,因将女儿嫁给供销社主任,现在仍能开着小汽车来喝茶。安杰赌气说“宁死不嫁文盲”时,安泰拉着妹妹进了书房,指着窗外游行队伍中的资本家说:“看见那个给佣人发年终奖的李先生了吗?他女儿前天跳海了。”
窗棂的阴影在安泰脸上交错,忽明忽暗,像命运的判官笔。最终,安杰无奈地戴上了江德福的军功章戒指,安家户口本上也多了“军属”两字。江德福的调令来临,打破了安杰在青岛的安逸生活。安泰连夜带着五斤大白兔奶糖上门,他知道妹妹最吃这套温情策略:“还记得徐太太家的钢琴吗?她丈夫只是说了一句‘苏联专家不好’。”这句话比任何道理都更能打动安杰。
多年后,安欣在黑山岛挑水时,总会想起大哥当年说的话:“活着才能讲骨气。”她的丈夫欧阳懿还在礁石上刻着英文诗,而安泰早已教会外甥们用军用水壶装茅台——这是他在新时代中学到的生存艺术。每逢年节,安家小辈们穿着将校呢大衣回青岛探亲,衣襟上的铜纽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令人生畏。
当江德福的亲戚来青岛打秋风时,安泰正指挥儿子把晒干的蛤蜊肉装进铁皮盒。这些海鲜干货虽然普通,却在青岛副食品店极为抢手。“要让妹夫觉得我们不是拖累,”安泰叮嘱儿子在每盒里塞上一张工业券。这种细腻的打点,比那些亲戚带回来的地瓜干高明得多。
当安杰因大哥不去黑山岛看望二姐闹脾气时,安泰在信纸上写下“避嫌”二字,然后揉成团丢进火炉。他心里明白,他也很想去见安欣,但上次送干货时,他看到便衣在本子上记下了车牌号。三个月后,安泰为外甥女安排进了文工团,算是给妹妹的一种无声交代。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仿佛还回到了1949年秋天,那时父亲在仓皇逃亡时不小心碰倒的青花瓷瓶碎裂的声音。安杰带着孙子来探望时,总喜欢显摆大哥送的瑞士手表:“这是当年用侨汇券买的。”她永远不会知道,这块手表其实是安泰用祖传的怀表和黑市贩子交换的——就像他一生中,总是在默默地进行着风险和机遇的交换。
病床抽屉里,那张泛黄的政审表格上,写着“江德福”三个字,依旧稳稳地撑起了安家三代人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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