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四大名著被下令翻拍的消息引发了坊间关注，据说郑晓龙团队负责《红楼梦》、正午阳光负责《三国演义》、柠萌影视负责《西游记》、新丽传媒负责《水浒传》[1]。

网友很快发现，里面最难拍的应该是《水浒传》——因为既会演戏、又长得像梁山好汉、还不容易塌房的男演员，如今恐怕凑不齐105个（有3位是女性）。

玩笑归玩笑，一桩摆在观众面前的现实是：当下的影视热门题材，男演员基本离不开雷佳音、张译、于和伟、沈腾这几个人，即便加上黄渤、秦昊、张颂文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别说凑齐三位数了，连前面的36天罡都排不出来。

但就是这么几位素来不以容貌见长的熟脸，近年却包揽了国内除偶像、古偶之外的其他全部类型，在打造《狂飙》《满江红》《觉醒年代》《隐秘的角落》等爆款名作的同时，在大小银幕也形成了显著的“霸屏”效果。

中年戏骨们扎堆接单、高频亮相的副作用，便是批评角度的接踵而至——有表演专业层面的“角色单一、风格同质”；有观众感性层面的“审美疲劳、见着就腻”；还有社会公平层面的“妨害机会均等、资源咖多吃多占”。

在这一点上，被网友吐槽“现在演啥都一样”的张译无疑是典型。客观上看，这一评价不算公允，但确实代表了相当程度的群众意见。

这个《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走出的国民演员，过往标签是朴实真诚接地气，现在却变成了主旋律流水线上的“苦情轴男”[2]：始终鬓角斑白，永远薄唇紧闭，一直负重前行。除了少数角色还能供他探索一点复杂性，大部分派给他的类型，都是不同年代背景、类似职业身份、相近人物性格的表演公式。

《狂飙》中张译饰演的安欣

为了避免在“自我重复”中过度消耗，年初凭借《三大队》二封华表影帝的张译，在领奖台上当众宣布息影一段时间。无独有偶，雷佳音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早就意识到了“作品霸屏”的问题，因此有小半年没拍新戏，年内播的均是存货。

当局者都这么“听劝”，既体现了自知之明，也实属无奈之举。

然而，银幕上只剩下这么几个选项，并不是所剩选项的问题。中年戏骨阶段性霸屏的表象背后，其实隐含着影视产业的一场结构性危机，而霸屏现象不是形成危机的原因，恰恰是危机造成的结果。

01. 霸屏的戏骨

雷佳音既是这批少壮派戏骨的代表，也是业内S级影视项目的风向标。

盘点他近年的代表作，除去已经播出的《人世间》《热辣滚烫》《长安的荔枝》等爆款，后续还有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抓特务》、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惊蛰无声》、陈可辛导演的电影《酱园弄·下》和曹盾导演的电影《敦煌英雄》等，可谓存在感拉满。

雷佳音现在火得发烫

先说结论，雷佳音是个很职业也很敬业的演员，仅仅因为片约多就被吐槽，未免流于“只许鲜肉放火，不许戏骨点灯”的双标。这个道理，放在张译、黄渤、于和伟等人身上也一样。

首先，密集接戏，本身就考验演员对不同角色的诠释。如果真是“演啥都一样”的水平，一定会被市场淘汰。

仍以雷佳音为例，从《我的前半生》里可怜可恨的负心汉，到《长安十二时辰》里侠肝义胆的老兵，从《人世间》里平凡坚韧的工人子弟，到《超时空同居》里呆萌纯良的宅男，他均能演出差异。甚至在名噪一时的女性电影《热辣滚烫》里，他都能通过演一个健身私教，把底层渣男的烟火气和迷惑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网友锐评《热辣滚烫》里雷佳音的角色塑造

相对于那些只能本色出演校园偶像剧的哥哥，雷佳音横跨喜剧、悲剧、正剧的不同类型，既能承接主旋律与古装剧，又可出任年代戏与女性题材，诠释形象十分多元，表演路子非常广阔。

其次，职业演员出演影视剧属于本职工作，一个演员可以因为挣快钱被质疑，但不应该因为兢兢业业被诟病。

这批实力派卷王除了沈腾，其余很少上综艺，基本是靠作品和观众见面。张译在2016年接受曹可凡专访时，就提到自己从来不上综艺，给钱再多也不去，因此在演员中挣钱很少。曹可凡听后专门提示“真人秀赚钱很多的，都可以上千万”，张译笑着回答：“对啊，我推过好几个的，觉得自己不适合[3]。”

张译不愿不上综艺

最后，认为霸屏演员多吃多占，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不明白机会是可以创造的，而不是只能平均分配。

其他演员是否有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归根结底是靠做大蛋糕，而不是靠零和博弈，彷佛有人下去才能有人上来。

其实在雷佳音们之前，集中使用当红演员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行业惯例。如00世代-10世代前期的孙红雷、2009年-2014年的黄海波（已涉案）、2013-2018年的吴秀波（已涉案），以及2003年之后的邓超。这批演员赶上各自的事业大年，人均影、视、综三栖，也为观众奉献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

《征服》之后，如日中天的孙红雷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时大家不觉得孙红雷们霸屏？原因在于，同时代还有更多其他类型的艺人和作品，整体性的供给更加充足，也更加多元。

比如在历史正剧、革命大剧之外，还有以《蜗居》《天道》《大宋提刑官》为代表的现实题材；在本土题材之外，还有琳琅满目的台湾偶像剧与香港TVB；在国产内容之外，韩国影视还能随脚出入，好莱坞大片也没有动辄得咎；即便看腻了这些，域外的偶像团体、流行音乐也能包罗一方热点，形成有效的观看调剂。

内容品类与娱乐属性的多样性，足以稀释几个职业演员的当红一时，不至于在大众心中形成刷屏效果。

影视行业所谓的寒冬，其实不是内容品质的寒冬，而是产业环境的寒冬。换句话说，任何时候都会涌现好作品，只是因为上游供给收缩，才显得下游内容同质。好比以前有100部剧，现在只有10部，就显得翻来覆去都是头部那几个人。

对此，产业前端的新剧拍摄数据和产业后端的获准发行数据均能从旁佐证。

2025年第一季度，国产长剧开机数量仅25部，过往三年同比分别是53部、26部和55部[4]。2024年共开机长剧213部，全年维度亦有9%的降幅。与此同时，广电总局颁发发行许可证的数量也连续三年下跌，2022年尚有160部，2023年降至156部，2024年降至115部。

115部什么概念？在十年前的2014年，同期数字是429部[5]。

今年4月，靠多档综艺暂时栖身的演员刘涛，就在一次直播中大吐苦水，回应自己好久不拍戏，是因为新项目经常聊着聊着就没了：剧本、阵容、场地都谈好，可一到关键环节，不是剧组资金链断裂，就是投资方突然撤资，或是导演被人截胡——“现在接戏就像追公交车，眼看着要上了，司机一脚油门又开走了。”

连昔日“大女主”都吃不上肉，腰部演员自然是喝不上汤。但这并非是某几个人抢了其他人的蛋糕，而是行业整体的机会在急剧缩减。

桌子上的菜一旦少了，就会显得菜品单一。

02. 逆袭的良币

相比小鲜肉霸屏，戏骨上桌其实是个新现象，在影视产业的寒冬之际，少数实力派演员却意外迎来春天。结合几位演员的自身属性，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配适度高。雷佳音、张译、黄渤等人都不是狭义上“靠脸吃饭”的类型，而这恰恰导致他们能演的角色很多。

选角上的高配适度，类似小品《主角与配角》中朱时茂对陈佩斯的形容：“像你这样的形象，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啊，地痞流氓啊，不用演，往那一戳就行了。”虽然话说得比较损，但也凸显了陈佩斯的戏台格外宽广。

陈佩斯、朱时茂小品《主角与配角》

其二：风险性低。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意愿，戏骨们生活作风出状况的概率都低于流量明星，塌房风险可防可控。

当然，也正因为实力派不是靠脸吃饭的，没有发展出相应的粉圈后援，比较容易成为网络“软柿子”。反观某些小鲜肉，毫无演技可言，却凭借流量优势包揽片约，活跃在各种现场，也未见审美疲劳的相关舆论。

其三：业务性强。对投资方来说，偶像、古偶剧可以让流量咖来演，但拍一些利于口碑效应的精品内容，还是得找各个年龄层的职业演员压阵。

类似《繁花》必须得有胡歌、游本昌，《漫长的季节》必须得拉来范伟、秦昊，《狂飙》必须得用张译、张颂文。而且相对于老艺术家的人均戏骨，中青年实力派较为稀缺，因此更容易被行业资本集中使用。

集中使用或许会引发公平讨论，但在任何一个行业，损害公平的都是拼背景、走捷径的关系户，而非自力更生、竞争上岗的实力派。

至于“戏骨垄断资源”的说法，更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事实是流量咖才能吸金，艺术家只能挨饿，那些一天挣208万、60秒视频报价53万、650元不够一日三餐的明星网红，没有一个属于真正的演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风气下，戏骨们的能力与收益、内涵与人气、作品与境遇，却经常出现倒挂。

2020年5月，微博在线求职的蒋奇明

有无钱可赚的。

蒋奇明如今已是青年演技派的代表，但在疫情导致话剧停摆的几年前，他拮据到在微博毛遂自荐“能演戏，也能搬砖，可当服务员”。蒋奇明后来在电影《负负得正》里饰演了一个罗森便利店的店员，正是他那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有无戏可演的。

张颂文早年因外形不够出挑，三年被800多个剧组拒绝，有导演直言他当不了演员，并嘲讽其为“侏儒”、“猿人”。而张颂文的圈内好友周一围，也在一次陪同面试时被选角导演调侃“香肠嘴”。

有无奖可获的。

2013年的金鸡奖，昔日的央视主持倪萍就在颁奖时为《百鸟朝凤》的两位演员鸣不平，称陶泽如与迟蓬票数再高也只能坐在台下陪跑，可能永远拿不到奖，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不看演技看颜值，不重能力重资源。

倪萍在第29届金鸡奖颁奖现场的开炮

有无路可走的。

伊能静曾在访谈中提到，秦昊刚和她结婚的时候钱很少，想去接一些纯消耗的快钱，是她劝阻秦昊宁缺毋滥——“如果你跟我在一起，你去演更烂的东西，那表示我是一个很烂的女人，你不用担心，时代会等到你。”

而时代最终能等来秦昊们，让艺术家也喝上一口热汤，除了前面提到的演员自身禀赋，更离不开时代背景的变化。在此，可细分为阶段性因素、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

阶段性因素，是大量电影演员在疫情时期转拍网剧，毕竟观影需要线下聚集，但剧集可以线上播出。在特殊时期，拍剧拓宽了电影乃至话剧演员的选项。

趋势性因素，是接管行业话语权的视频网站已经过了野蛮生长的阶段，要做精品内容吸引付费用户，因此要全面提升产品质量，而戏骨的回归正是应有之义。

相比前两点，周期性因素在此构成了更重要的背景，即蔓延在影视产业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来源，一是各式各样的题材限令——如2016年的限韩、2018年的限古装、限穿越、限正史虚构比例、2019年的限集数、2021年的限耽改、严控涉案血腥等；二是层出不穷的艺人塌房——包括出轨、涉案、不当言论和被写小作文。

据娱乐资本论统计，仅在2015年-2022年杀青的国产剧中，积压项目就多达111部，其中76%受制于一刀切式的题材限令，24%受困于无法预测的艺人塌房。在全部的积压项目中，投资最高的36部成本就多达90.71亿元，剩余项目按照单部1-1.5亿元计算，总成本也在165.71-203.21亿元之间[6]。

投资4亿的《风起大漠》（原名《霍去病传奇》），积压已达8年

考虑到市场现状，广电总局于8月出台了《进一步丰富电视大屏内容、促进广电视听内容供给的若干举措》，这一被坊间称为“广电21条”的文件，包含多项政策松绑的利好举措：如取消40集的集数限制、取消季播剧长达一年的排播间隔、放开限古令、缩短审查周期、优化协审机制、试行边审边播等等。

而在“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一节，后续也将出台问题艺人分级分类处理机制，更改一刀切的做法，建立更为科学、理性的应对标准，为集体创作的潜在风险减负降压[7]。

这里我们稍作总结：在政策红利释放前的上个周期，由于题材限令（事）和艺人塌房（人）叠加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大量项目积压，资本回收困难。在此背景之下，基本功和裤腰带同样扎实的中年戏骨，就成了为数不多的安全选项，对其的重复使用，反映了行业试错空间的狭窄。

当然了，总体上看，小鲜肉们只要不塌房，楼能一直加盖；而像廖凡、段奕宏、夏雨、王景春这类国际影帝，其实一年到头接不到几趟活儿。在我们的产业结构中，适合良币的项目从来是供不应求。

在此一环，黄轩就是一个不够幸运的例子。

2017年本是他的事业大年，接连主演了第五代导演的《芳华》和《妖猫传》，但后面接到的都是豆瓣不到4分的浮夸现代剧，直到几年后出演《山海情》，才把羽毛上沾染的灰尘抖落干净。

03. 偏安的结构

《F1：狂飙飞车》上映后，不少网友发现：年龄60+的布拉德·皮特依旧是“叔圈顶流”，反观我们的男演员，则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有颜值的没演技，有演技的没颜值。又性感又能扛戏的男明星，只能从二十年前的港片里找。

现年61岁的布拉德·皮特是偶像派兼实力派的典范

兼顾演技路线与偶像气质的正面范式，除了老港片和好莱坞，还有首尔忠武路。

韩国影坛也不存在“满屏尽是雷佳音”式的倦怠，是因为它在各个年龄层、各个类型框架、各个观众选择范畴，都做到了供给充足：

硬朗刚健，有张东健、李秉宪；

温润柔和，有元彬、朱智勋；

英俊潇洒，有宋承宪、赵寅成；

忧郁清冷，有郑雨盛、朱镇模；

桀骜不群，有河正宇、李政宰。

而在上述之外，更有被称为“忠武路三驾马车”的宋康昊、崔岷植和薛景求，以及一批观众可能叫不上名字的“猥琐大叔”。如果颜值和实力不可得兼，韩国电影宁要会演戏的“糟老头”，也不要纯耍帅的“小白脸”。

在影视产业化程度较高的美韩，这种遴选演员的倾向不是在践行反向外貌歧视，而是在坚守影视表演的专业门槛：即从会演戏的人里挑长得好看的，而不是从长得好看的人里挑会演戏的——毕竟前者那叫出类拔萃，后者不过是在瘸子里挑将军。

但话又说回来，比不拘一格降人才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合适的项目让他们吃饱吃好。国内中生代的陈坤、黄轩、朱亚文，都是既有模样又会演戏，但在内娱，他们未必能像好莱坞影星一样吃好；至于“特殊赛道”上的侯天来、冯远征、富大龙们，甚至未必能够吃饱。

以“学外语”著称的国家一级演员侯天来

这里我们就能回答那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国内各个年龄段的好演员，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什么资本会更愿意去拍适合小鲜肉的项目，而不是给戏骨们提供施展拳脚的机会？

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看市场需要，现阶段的主流观众，就是爱看仙侠、穿越、宫斗、霸总和甜宠，《大明王朝1566》《投名状》《一九四二》放今天照样曲高和寡，赔钱赚吆喝；

二看商业模式，对资本来说，适合小鲜肉的项目恰好是内容制作的简单模式，成熟稳定可复制，只要主演确定了，编剧、导演换谁都一样；

三看风险考量，与之相对，凡是适合戏骨的项目，都是内容制作的复杂模式，从剧本到主创，都需要精挑细选，而且内容做得越好越认真，可能越有风险。

所以如果你是资本，你怎么选？

正是以上几点原因，导致国产剧的类型选择和人才培养，长期陷入一种简单模式的路径依赖。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那么好看的演员？因为一部剧的卖点往往就是主演那张脸，化用一句网络流行语——这就叫剧本基础，颜值担当就不基础。

众所周知，小鲜肉受限于自身的形象气质和人文底蕴，很难驾驭更复杂、更深刻、更严肃的类型，只能在偶像、古偶剧的舒适区如鱼得水。于是，资本便集中打造专供偶像派的配套设施，并在一定阶段内偏安此道。

这种路径依赖表面上很稳定，实质上很脆弱，在“广电21条”之前的内容周期，它就被接踵而来的题材限令和艺人塌房给打破了：由“看脸下菜碟”主导的选材，令中青年戏骨库存不多；而批量生产的小鲜肉，却受阻于不可抗力，无法立时上架。这一疏一堵之间，就形成了戏骨霸屏的“堰塞湖”。

换句话说，戏骨霸屏虽由非市场的因素导致，但也暴露了国内影视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进入了市场化，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又不高，没有真正确立影、视、综、偶等细分领域的门槛，而是与颜值经济、粉丝经济、流量经济深度绑定，混淆专业标准，任由赢家通吃。

一个练习生出身的偶像，因为颜值高、粉丝多、人气旺，就可以在音乐、综艺、剧集和电影间任意玩票，这种情况在韩国基本不可能发生。哪怕是最当红的团体成员，也不可能获准出演奉俊昊或朴赞郁的电影，因为韩国不是流量市场，而是细分市场，不专业的跨界不光行业抵制，观众也不认[8]。

而在我们这里，比偶像滥竽充数更不专业的行为，是吸纳毫无经验的素人网红。近年经常有这类新闻，某素人意外火上网，于正看到后立刻将其签下做演员。如此一来，演艺圈的门槛就要彻底踏平了——内行的科班毕业、理论深耕、话剧深造，不如外行轻轻松松靠脸上位。

张译在平遥电影节上的发言

2020年10月，在平遥电影节担任评委的张译，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种鸠占鹊巢的现象，称职业演员不是长得好看就可以。

张译说得没错，但刨除个体的投机现象，行业资本过往偏安于“内容制作的简单模式”，本质还是因为“内容制作的复杂模式”遍布雷点暗坑。之所以打造专供于小鲜肉的生产线，而不是一砖一瓦建立专业细分市场，并非是平台和创作者天生懒惰或惧怕困难，而是有些地方已经没了路，有些路上已经没人能走。

在这一点上，孙红雷就远比雷佳音、张译们幸运。他年轻的时候可以拍《征服》式的警匪剧，拍《潜伏》式的谍战剧，拍《人间正道是沧桑》式的历史剧，其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编剧都有足够宽的笔触可以行文，演员都有足够多的空间可以尝试。

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影视剧被扣上“屁股歪了”、“夹带私货”、“三观不正”的帽子，越来越多的角色被纠结于人设是否“正确”，越来越多的情节被拿着放大镜比对是否遵循刻板印象，甚至在一部分观众那里：反派不能比正派出彩，不能超纲中学课本，不能拍出“我不知道”的内容，否则就统统要挑刺。

这从某个层面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张译等人如今的银幕形象会加速同质，它表面上看是题材趋同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了更深层的剧作内核——因为只有“高大全”的脸谱化叙事，才最为安全，最为稳妥，最不容易出错，最能满足热衷在网络发言、但未必充钱买票的最大公约数。

但与此同时，它离艺术又最远，离说教又最近，最难成为传世经典，最容易令观众倦怠疲惫。

04. 尾声

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任何时候都会涌现好作品，区别只是题材宽与窄、数量多和少。

在今天，最容易打造精品的赛道其实是主旋律，比如《人民的名义》《山海情》《觉醒年代》以及今年的《南京照相馆》。这些作品好在两点，一是能令绝大多数网友感到满意，二是能兼具一定的内容深度。而这种走钢丝式的成功背后，既有赖于主创的功力，又仰仗于数量较少，可以特事特办。

经历了注水剧与小鲜肉的观众，很容易满足现阶段国产剧的纠偏成果，毕竟此前的阈值已被严重拉低，如今至少都是戏骨们在演。

当主旋律与戏骨一同上桌，还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那些年国产剧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主旋律少，只有主旋律才能给好演员机会。可问题在于，像《建国大业》《觉醒年代》这类高质量的主旋律，往往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攒局拍一部，它属于行业的特殊供给，而不是常规选项，无法从数量上填补市场的需要。

《建国大业》片场的姜文和陈道明

其实在主旋律之外，能提供给雷佳音、张译的常规类型有很多，适合他们的角色，也不止近年屈指可数的那几种。关键是，这些蛋糕能不能做出来？要改善某几个演员霸屏的局面，靠的是表达更多元、内涵更丰富、思想更深刻的题材和剧本可以应拍尽拍，应放尽放。

影视行业和社会的其他行业一样，归根结底要做大蛋糕，增加内容品类和人才供给，如果不能创造增量，余粮就注定会有不够吃的一天。

参考资料

[1] 四大名著将迎全新翻拍，影视巨头各担重任，影视全版权

[2] 张译为什么必须息影，潜水鱼X

[3] 小眼看世界-张译专访，可凡倾听

[4] 一季度长剧集开机数量锐减，咋整，影视独舌

[5] 中腰部长剧陷“困境”！长视频升级微短剧战略，CMNC

[6] 新政松绑？111部积压剧迎来春天丨203亿投资全盘点，娱乐资本论

[7] 广电21条新规和四个人，河豚影视档案

[8] 登堂入室——韩国电影十年，反派影评

作者：鲁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