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郑智化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因为我实在不了解他。确切说,我对台湾那些艺人本身没有太多想了解的兴趣。
但是,我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喜欢郑智化的歌。他的《水手》和《星星点灯》曾经深深激励过我,让我这类出生在八十年代农村的孩子,听着他的歌对外来有了懵懂的幻想。那时的幻想对我们很重要,那是一条门缝,透过它可以隐约看到小村庄以外世界的清风拂面。
这几天,微博上对郑智化的争议很大,因为喜欢他的歌,我也仔细审视了这件事。
最初,郑智化对深圳机场的体验提出批评,但是,他在微博中使用了“连滚带爬”、“没有人性”等情感强烈之词,加上深圳机场放出了事发时为他力尽所能服务的视频,他的发言引来众多网友的愤怒。今天下午,他道歉了。

我搜索并仔细阅读了大量评论,这里面有一个实时性核心问题:郑智化的初始批评,本身是否是一种有效的公共批评?
回答这个问题,比争论他是否该道歉更为根本。有效的公共批评应基于事实、指向明确、有助于问题的澄清与解决。但是,仔细审视之下,郑智化案例呈现了一种典型的“内爆”现象:
批评因其自身的缺陷,反而消解了批评的正当性。
也就是说,采用的批评方式本身就有了重大缺陷,于是让批评的正当性消失了。好比你本来是去反映问题的,结果你到那里把人家骂了一顿,那你指出的问题可能就不再是问题,而你骂人就成了问题本身。
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议题。
最初,郑智化反映的问题应该是,“升降車停至機門居然離機門地板25公分,我輪椅推不進飛機,腿也沒辦法跨進機門,更惡劣的是操縱升降車的司機根本不顧我的安全。”(郑智化微博)

这是一种基于个人感受的主观加客观描述,虽然有感性成分,但仍属可讨论的范畴。但他使用了“连滚带爬”、“”没人性“等词汇,则使批评的性质发生了转变:
从描述滑向宣泄。
从实质上看,这些词脱离了对物理空间或功能缺陷的具体描述,成了一种高度情绪化、戏剧化的自我状态渲染。它不再指向机场某些场景的设计问题,而着重在抒发“我在此地感到多么狼狈”。这种表达方式,将公共批评所必需的事实锚点悬置了。
这种夸张的修辞,无形中预设了一种“个体无助”与“系统冷漠”的对立叙事,提前给潜在的辩论者贴上了“对立面”的标签,压缩了理性讨论的空间。
其实,这一事件恰好也是当下公共讨论中的一个深层困境:
大家对“说服力”的追求,正在压倒对“事实准确”的坚持。网络世界里, 为了在信息过载的舆论场中脱颖而出,表达者倾向于使用更具冲击力、更能激发共情的修辞手法,这类似于眼下的短剧。
于是,“忠诚于感受”压倒“忠诚于事实”。这就是时代流量逻辑,一个基于精确描述的、克制的批评,其传播力可能远不如一个充满情绪张力的比喻。郑智化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舆论生态的产物。他追求的是“粉丝和共鸣者觉得很形象、很解气”,而非“机场运营方能够据此进行核查和改进”。
那么,批评就呈现了“表演性”特质, 语言开始过于追求“金句”效果和情绪共鸣,从一种旨在解决问题的工具,部分异化为一种旨在塑造身份、寻求认同的表演。批评者通过使用特定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在向自己的支持者喊话,而非与批评对象或其他公众进行建设性对话。
正因为初始批评建立在一种不稳固的、情绪化的基础上,它为后续舆论的失序埋下了伏笔。让批评呈现“空心化”,比如 一个“连滚带爬”的批评,让机场运营方难以回应。承认错误意味着承认一个模糊的、情绪化的指控,否认则显得傲慢。这导致被批评方最好的策略就是沉默,从而使实质性问题无法被推动。
当核心批评本身是“虚”的,反对者自然会避开实质性质疑,转而攻击其最容易下手的地方:语言的“政治正确”与表达者的“动机”。
于是,讨论便从“设计是否合理”降维至“用词是否恰当”。
最终,没有人是赢家。公共空间的实际问题被搁置,公众的注意力消耗在词汇的争辩上,而表达环境则因为这场失败的互动而变得更加敏感和紧缩。
仔细审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它远不止是网络环境的严苛,它更深刻地暴露了我们公共话语能力的退化:
一部分人似乎正在丧失一种能力,即用精准、克制、富于建设性的语言,去指陈问题、促进沟通、寻求改善的能力。
当批评本身都变得如此情绪化和不堪一击时,我们又如何能期待,它所指向的问题能得到认真对待和有效解决呢?那么,照亮公共空间的第一步,或许是先让我们用于公共讨论的语言,变得清晰、准确而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