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威胁“攻击伊朗”、美军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战略资产的背景下，伊朗和美国终于开始了官方接触。

当地时间2月6日上午，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中东国家阿曼，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这是2025年12月伊朗发生大规模国内示威及局势动荡、特朗普威胁向伊朗动武以来，美国和伊朗高层举行的首次会晤。

根据各方披露的信息，美方将要求伊朗实现“零浓缩铀”、将剩余浓缩铀运出国门，并限制弹道导弹研发。伊朗则试图通过替代方案避免遭到美国的直接军事打击。

会晤开始前，特朗普再次发出威胁称：“如果我们能找到解决办法，那就太好了。但如果找不到，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这次谈判真的能解决伊朗面临的危机吗？德黑兰战略研究所（RISS）高级研究员贾法尔·哈格帕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对此不抱希望。他认为，即使不使用军事手段，美国也会继续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和信息战，以充分利用伊朗日益严峻的国内危机；另一边，伊朗领导人“完全不信任美国”，强硬派在国内的话语权也在进一步增加。

哈格帕纳是德黑兰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德黑兰大学客座教授。他是伊朗改革派知名学者，与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相识多年，多次为佩泽希齐扬提供政策建议。

近日，在伊朗国内局势逐渐平息之际，哈格帕纳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认为，短期内美国与伊朗直接开战的可能性并不高，但伊朗的国内危机并未结束，改革派和强硬派对危机的理解不同，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不高，领导层必须迅速收拾人心。

“无论从规模、遍及大小城市的范围，还是从造成的伤亡人数来看，最近这次抗议活动都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件。”哈格帕纳坦言。

1月9日，民众在伊朗德黑兰街头抗议。图/IC

局势降级？

《中国新闻周刊》：经过过去一个月的紧张局势，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并未解除，但双方终于开始接触。你认为伊、美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如何？伊朗认为美国有可能因为谈判就改变对伊朗的政策吗？

哈格帕纳：我认为，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美国政府将继续对伊朗采取现有政策，即便不诉诸军事行动，也肯定会维持甚至加大制裁力度。

你可以注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他明确指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极限施压”制裁，是2026年1月伊朗国内动荡的根源。这一表态清晰阐明了美国的目标，即通过制裁，为伊朗民众不满情绪的滋生、为伊朗的国内危机升级铺平道路。

从美国的角度说，特朗普对于改善伊朗的社会状况没有兴趣。他在近期谈判中设定的条件，都和“人权”无关，而是想继续解决他口中的伊朗核问题，比如将伊朗的浓缩铀产量和存量降至零，限制伊朗的导弹工业。

这些具体谈判内容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只是想让伊朗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进一步妥协退让，而并不在意伊朗的其他问题。他们只是觉得，伊朗因为其内政问题而正处于弱势地位，所以现在更容易胁迫伊朗让步。

从伊朗的角度说，首先，伊朗领导人从根本上就不相信与美国谈判，特别是在特朗普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其次，经过过去一个月的事情，伊朗民众认识到，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言论意味着外国干预不能为伊朗带来积极的改变。而且，每当遭受直接的外国攻击和威胁时，伊朗的社会凝聚力就会增强，安全部门对社会的控制也会加强。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假设伊朗继续扩大铀浓缩规模，我们可以想象类似于2025年6月战争的局面。而如果美伊重回谈判僵局，则美国将继续通过制裁和信息战手段进一步摧毁伊朗的经济，加剧伊朗国内的合法性危机，同时在国际上继续将伊朗问题政治化，为未来的军事干预做好准备。美国还会持续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以让伊朗领导人始终感受到战争的阴影。

何以至此？

《中国新闻周刊》：本轮危机的背景是，从2025年12月28日到2026年1月中旬，伊朗国内爆发了严重的抗议和动荡，据报道造成了很大规模的伤亡和逮捕。这是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内部危机？抗议发生及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哈格帕纳：是的，从2025年12月28日到2026年1月，我们目睹了席卷伊朗全国的抗议活动。无论从规模、遍及大小城市的范围，还是从造成的伤亡人数来看，这都和以往的国内示威截然不同，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件。

如此规模、如此强度、伤亡如此严重的危机，其背后必然存在多重因素。但我们必须承认，伊朗社会在过去几年中韧性越来越弱。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施加最高级别制裁之后，经济长期停滞以及超过50%的高通胀率，让伊朗社会所有阶层都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美国的口号是限制和惩罚伊朗政府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机构，但真正遭受惩罚的是伊朗人民。

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低效、腐败，也导致资源日益匮乏，加剧了民众的不满。当“安全”问题被置于决策首位，技术官僚就会被边缘化，权宜之计取代合法程序，一些机构和官员以安全为由展开了许多不受监督的活动。而且，规避制裁意味着不受监管的“隐蔽经济”的发展，大部分腐败发生在这个循环之中。

地区危机也给伊朗带来了更大的压力。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夺取政权后，约400万到500万阿富汗难民涌入伊朗，大部分是非法入境，这进一步削弱了伊朗社会的韧性。此外，近年来，面对地缘政治现状，伊朗将大量资源投入支持“抵抗轴心”的盟友。这对于维护伊朗的国家主权至关重要，但我们有限的财政资源不足以应付这些挑战。

总的来说，各种因素叠加，伊朗社会近年来两极分化加剧；过去几个月以来，通货膨胀严重，政府对外汇市场失去控制，民众经济实力遭受重创，这些都导致人们对佩泽希齐扬政府产生负面看法。

《中国新闻周刊》：与以往呼喊“自由民主”或经济口号的抗议活动不同，本次动荡局势中，一些抗议者使用了与巴列维王朝有关的口号。伊朗官方也宣称存在“支持君主制的暴徒”。应如何看待这一新情况？

哈格帕纳：积极参与示威游行的群体大多不到30岁，他们对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时代一无所知。而且，一直以来，末代国王的儿子礼萨·巴列维与伊朗的内部政治斗争关系不大，他直到七八年前才开始活跃于政坛。

所以，尽管伊朗年轻一代喊出了一些涉及君主制的口号，但这些口号表达的是对社会现状的深刻不满，而不是渴望真的用君主制取而代之。伊朗社会的倾向是世俗化的，但也不意味着完全背离宗教，只是说很多民众对于宗教、政权之间现有的一些状况感到不满，因为其中存在低效、腐败等问题。

抗议口号的混乱，也反映出伊朗社会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多数意见是消极且复杂的，伊朗尚未进入一个人们能够明确表达其理想体制、形式的阶段。

“安抚民众至关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危机过后，伊朗的内部权力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改革派和强硬派对于危机的看法相同吗？

哈格帕纳：保守派为政策辩护，认为这是国家生存的必要之举。他们认为，伊朗和美国、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即使我们不发动攻击，他们也会发动攻击。因此，我们必须付出这些代价，包括采取安全措施以及大力投资地区安全，即使这会导致一些内部问题。

改革派则认为，如果我们不将追求发展当成首要任务，社会脆弱性将增强，国家生存将受到威胁，外交战略也就难以为继。当然，所有改革派领导人也都关心国家存亡。我想强调一点：伊朗社会及其精英阶层，无论其倾向如何，都关注国家生存、国家安全、应对外国干预和维护领土完整。在存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总的来说，对于当前的局面，改革派和保守派有不同的理解。但在危机之中，安全机构占据主导地位是自然而然的。下一步，如果地区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紧张，战争风险加剧，安全机构就会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反之，则民事机构和政府官僚会变得更加活跃。

长期来说，我认为目前的政治格局将会继续，改革派不会因为这次危机就获得更多机会。相反，现在是改革派内部存在两条路线之争。有些人认为原本改革派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激进。另一些人，比如伊朗建设党等改革派政党，则变得更加务实，希望加强与保守派的互动，并积极参与即将在5月进行的地方选举。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伊朗政府下一步应采取哪些措施复苏经济，提振士气？

哈格帕纳：首先，虽然伊朗国内的安全形势已趋于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已彻底结束。部分情况仍处于失控中，比如汇率依然下跌，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担心美伊之间再次爆发战争，这加剧了经济人士的不安，并导致资本外流。人们还纷纷兑换外汇、黄金等资产以降低风险。我从一些经济领域人士那里了解到，目前可能有约200亿美元的资金被人们存放在家中作为应急储备。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施压，正在加剧这种趋势。

当务之急，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来重建信任，恢复稳定。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更换中央银行行长、向市场注入外汇，以防止汇率过度上涨。但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除了经济政策，政府也应该重新审视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当前，安抚民众至关重要。

此外，目前伊朗的国际互联网通信仍未完全恢复。伊朗国民生产总值中约有百分之十来自与互联网相关的就业岗位，官员们也承认，伊朗每天因互联网中断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万亿土曼（官方汇率下约合2.77亿元人民币）。网络中断在社会、教育、政治、文化等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过我想指出，此次网络中断也存在其他因素，比如伊朗的网络基础设施遭到了一些破坏和外部攻击，特别是伊朗银行系统遭到了攻击，可能导致用户信息泄露。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以便能让公众安全地使用网络。我相信，在优先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逻辑下，网络问题将逐渐得到解决。

总的来说，鉴于当前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人指望事情会迅速好转。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社会上存在某种“克制”。所有政治势力都在关注政府的实际行动。如果政府能顺应社会需求、修复与社会的关系，至少可以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

记者：曹然

编辑：徐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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