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Leah

责任编辑 / Flora

“月入三万，有双休、寒暑假、房补，五点准时下班，这么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还想离职？”

——“你没有看到背后的无奈。我热爱教育事业，但在这里，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这种迷茫和无力感让我想要离开。”

当下，国际学校教师群体常被贴上“高薪”、“国际化”、“精英化”的标签。优渥的薪资、福利待遇好、以及休假时间多，让这一职业成为许多人眼中的理想选择。然而，部分国际教师却在职业黄金期陷入晋升路径模糊、薪资与工作压力失衡、价值认同感低、行业动荡带来不安全感等困境。

以下是三位国际学校教师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也是这一群体职业发展困境的缩影。

1.15年坚守，42岁教师三次晋升受挫

下午五点，结束了一天的教学任务后，42岁的陈峰回到家中，当翻到新邮件时，他的手指微微发抖。

邮件上的内容显示：“经管理层评估，本年度学术副校长职位由外聘的Mark先生接任……”

陈峰带着失望反复读着这封邮件，直到热水在纸杯里彻底冷透，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竞聘管理岗失败。

十年前，他从公立名校跳槽到这所号称“亚洲IB旗舰校”的国际学校时，校长曾拍着他的肩膀承诺：“这里不搞论资排辈，能者上！”

就这样，他兢兢业业的在教学岗上坚守了15年之久。

这15年，他本以为从公立转到国际学校就能大展拳脚，现实却是残酷的闭环：没有职称体系，晋升全靠年度评估，而评估标准始终在“国际化视野”“跨文化沟通”等模糊概念中游移。

虽然学校在入职时宣传有完善的晋升机制，实际上，在国际学校，晋升路径通常局限于“教师→学科组长→管理岗”，但管理岗位数量有限，多数教师面临“一眼望到头”的职业瓶颈。

尤其对于陈峰这样教学经验丰富但未能进入管理层的老教师而言，职业停滞感尤为强烈。

面对模糊的职业发展路径，陈峰感慨：“我可能触到了自己的职业天花板。”

更让他心寒的是，学校的薪酬体系看似挺光鲜亮丽，但中教和外教的薪资差距大。同样是教授一门学科，能力水平相近的中教和外教就因国籍不同，外教薪资比中方教师高出近一倍。

而且，学校薪资的涨幅也无明确标准，薪酬难以衡真实的工作价值。与他同期的一名教师，教学成果一般却善于 “表现自己” ，在年终评估时反而比他这样默默耕耘多年的老教师薪资涨幅更高。

受“天花板”的制约，不少国际化教师因缺乏价值感和成就感而“出走”学校。

陈峰没有选择出走，却陷入迷茫与焦虑：“我依然热爱我的工作，但时常看不清自己的定位，对下一步的工作和规划感到迷茫。”

2.当教育成为服务业，“我”在国际学校经历魔幻现实

晚上十点，苏晴在第3次修改教案时收到了家长群的@。

“请苏老师解释为何David的单元测试卷最后大题扣分？作为支付每年28万学费的家庭，我们认为评分标准需要更透明。”

她盯着屏幕苦笑——这道题考察的是立体几何建模能力，而David的解题过程显示他显然使用了某AI软件。

三天前家访时，这位父亲还对她侃侃而谈：“我们送孩子来国际学校，就是要培养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种撕裂感贯穿了她的职业生涯。五年前，刚毕业的苏晴本着对国际学校“全人教育”理念的认同，在经过几轮面试后，入职了现在的这所国际学校。

初来乍到的苏晴本着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像曾经自己的老师那样，认真负责的管理自己的学生。

然而没多久，这里的学生就给她“上了一课”。

在开学后不久的一堂课上。苏晴的课上到一半，发现有学生光明正大玩游戏机，在屡次提醒无果后，苏晴选择没收他的游戏机，并让他下课来取。

这本来是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可学生不服，要求苏晴立即把游戏机还给他，苏晴没有同意。

令苏晴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同学突然回到座位，拿出手机，拨通110，当着全班的面报了警，理由是“老师侵占我的私有资产”。

在苏晴的学校，这样荒谬的故事并不少见。

上学期，她因为坚持让作弊的学生重考，甚至被家长投诉到学校；

上个月，校长要求她把IB课程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单元弱化，理由是有家长抱怨“教孩子怀疑论会影响AP考试发挥”。

最让她窒息的是上周的绩效面谈：“苏老师，有家长反映你上课很少微笑，这不符合我们的服务理念。”

在这所学校当老师，让苏晴的体验就像服务员，一言不合就会被投诉。

苏晴认为，与其说自己是一个老师，倒不如说，她和学生之间，是甲方乙方的关系：家长和学生是至高无上的客户，老师是服务员，对待学生的态度，应该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

在和家长沟通的过程中，一旦老师不能满足家长的要求，总能听到这样一句话：“那我找你们校长说说吧。”就像是在餐厅和服务员对话，一言不合，“那就把你们经理叫来吧。”

校方深谙此道，每当有老师和学生发生冲突，年级组长就会苦口婆心地劝导老师：“我们一定要微笑服务。”

苏晴也明白，国际学校和公立学校不同，国际学校推崇西方教育，西方教育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个性的尊重和张扬。但弊端也显而易见：部分学校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太过片面，有时误解了“自由”的含义和限度。

苏晴在这种环境下，不可避免地感到割裂。在一次与上课捣乱的学生发生矛盾后，她甚至想离职，是母亲劝住了她：“月入近三万，有双休、寒暑假，这么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还想离职，换一个地方说不定又会有别的烦恼。”

一番话让苏晴打消了离职的想法，她不讨厌现在的工作，只是困惑，她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可在这里，她似乎必须和那些帮学生做题的AI机器人没什么两样，才能“明哲保身”。

3.市场需求错位，37岁戏剧教师遭遇职业转型困境

在仓库里清点道具时，37岁的戏剧教师周明辉接到了第3个未接来电。

“很抱歉，由于政策调整，我校暂停开设戏剧选修课。”校长的话简洁得像句台词。

这是三年来他待过的第四所学校：

第一家因资质问题被查封；

第二家转型STEM教育砍掉艺术课程；

第三所倒是财大气粗，直到某天突然宣布暂停运营——后来他才知道，投资人把教育用地改成了康养中心。

最刺痛他的，2023年，他所在学校因政策变动取消戏剧选修课，尽管他提出将课程与文学、历史跨学科融合的方案，校方仍以“非核心科目”为由终止项目。

目前，周明辉尝试转向校外剧团或培训机构，但发现市场需求集中在应试类艺术培训，如美术考级、乐器考级等，戏剧教育仍被视为“不实用”。

最终，他被迫接受降薪50%转岗为语文活动课教师，负责组织校园文艺汇演。

国际教育圈的鄙视链此刻格外清晰：数理化教师能转线上培训，语言类教师可接翻译私活，而他这个剑桥戏剧硕士，连在培训机构代课都被嫌弃“不实用”。

有次他尝试给某剧组当表演指导，副导演看着他简历上的“国际学校资深教师”发笑：“教富二代玩过家家也算艺术经验？”

与其它学科老师不同，艺术教师薪资普遍低于STEM学科，即便教学成果突出，晋升机会仍低于外籍或主流学科教师。

为“证明价值”，如周明辉这样的小众艺术教师往往被迫承担非专业工作，如活动策划、宣传设计，进一步稀释专业精力，却看不到晋升的希望。

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一些小众语言类教师同样面临职业转型困境与市场需求错位。

德语教师陈薇在北京某国际学校任教5年，教授AP德语课程。2024年，学校因招生不足取消德语选修课，建议她转教低年级英语。

陈薇拒绝后，校方便以“无合适岗位”为由将其调至图书馆管理岗，变相降薪30%。

她试图跳槽至其他国际学校，但发现仅少数学校开设德语课，且要求教师具备欧盟教师资格认证。

这种市场需求错位，将无数像周明辉、陈薇这样的教师直接排除在职业上升通道之外。

在国际学校的光环下，教师们肩负着培育未来公民的重任。然而，当看似优渥的条件掩盖不住职业发展路径的迷雾，当对教育事业的热忱被现实的壁垒所阻隔，离职便成为了一些教师无奈却又坚定的选择。他们离开的不仅是这份工作，更是对现状的一种反思。

未来，如何为这些教育者们铺就一条清晰且公平的职业发展之路，如何让他们的付出与回报真正匹配，将是国际学校必须直面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对教师个体的尊重，更是对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