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职业教育从工业效率主义向生命主义流动，其实是对教育生命本质的回归。”

——徐平利：《从世界到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移植与生长》，《复旦教育论坛》2025年第2期，页121-128。

本期评议：陈映芳 梅剑华

文本摘选：罗东

在当代，书籍之外，刊于专业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是知识生产、知识积累的另一基本载体。

自今年8月起，《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每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每期两篇，此为第14期。作者作者徐平利通过回顾职业教育在现代社会的诞生、转变，反思了其处境和方向。近年来职校和职校生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过去有关职校生“不爱学习”“爱打架”的单一印象也在渐渐改变。而以教育者的内部视角观之，职业教育还有诸多认识和方法上的困境。作者对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阐述，让一种不同于工业效率主义的教育方法浮现，这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主义，而中国的传统哲学又提供了较为独特的资源。能否从效率追逐转向生命之道，考验着职业教育的师者和管理者。

以下内容由《复旦教育论坛》授权转载。摘要、参考文献及注释等详见原刊。

作者｜徐平利

一、引言

在数智技术狂飙突进、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的当下，现代职业教育作为“人”与“工作”的技术技能转化中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本体性追问：工业革命催生的效率主义范式在推动职业教育规模化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在解构其作为“生命现象”的本质属性？中国职业教育如何在突破“移植困境”的基础上，构建既符合生命智慧流动法则又能回应数字文明需求的新型发展范式？本研究试图突破传统制度分析框架，从历史社会学视角重新审视现代职业教育的演变逻辑，为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探索。

（一）现代职业教育是对劳动着的人实施教育影响的“生命现象”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超越善与恶》（Michel Foucault: Beyond Good and Evil，1993）剧照。

“劳动着的人”即社会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指出的，在劳动实践中“言说的、劳作的和生活的主体”。这一定义把劳动者作为生命主体看待，他们有思想、可表达、善生活，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劳动着的奴隶”区分开来。

《自我技术》

作者：[法]米歇尔·福柯

编者：汪民安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

“对劳动着的人实施教育影响”指的是为劳动者提供职业学校教育，这是一次关于教育权利的革命，表明底层劳力大众从被学校教育排斥到获得学校教育权利，从卑贱的“劳动奴隶”变成神圣的劳动公民，也意味着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所谓“生成”，是将现代职业教育视为“生命现象”的一种隐喻，其基本前提是对劳动者的公民人权、自由精神、工作意义和劳动尊严的承认。正如“现代职业教育之父”裴斯泰洛齐所说，他举办工业学校的目的是“寻找教育未来公民的适当手段”，“为的是教会乞丐像人一样生活”。

《寻找裴斯泰洛齐》

作者：徐平利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6月

本文通过“生成—移植—生长”的隐喻链，表达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生命流动性、文化适应性与生态依存性，核心观点是：

（1）作为生命现象的现代职业教育有一个生成、移植和生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欧洲逐渐向全世界蔓延开来，其中经历了工业效率主义的异化；（2）现代职业教育的国际经验可被引入异质文化土壤，但是必须与产业根系、政策之光、文化养分深度耦合，避免忽视文化基因差异的“粗暴嫁接”；（3）一百多年来，现代职业教育从世界向中国的移植和生长尽管有诸多困境，却终归生机勃勃，现已形成与普通教育同等规模的庞大体系，在满足中国传统工业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4）数智时代来临的历史新挑战迫切需要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领域及时回应，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使职业教育回到劳动者作为人的生命本质，即回归到职业教育作为生命现象的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状态，对于技术技能人才在数智时代的职业生涯发展具有根基性意义；（5）回归生命主义职业教育，能够使我国当下关于“职教本科”“职普融通”等诸问题的讨论回到逻辑起点。本研究对于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历史社会学对于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如今，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正处于人类历史长河的大时代转折点上，特别需要从长距离和大视野中打开新的思考空间，在问题研究中把“时间叙事”和“结构/机制叙事”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社会学考察。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论，其核心议题是现代性问题，与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移植和生长具有内在一致性。历史社会学的时空结构分析框架，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内在演化逻辑和外部共生关系。

《教育思想的演进》

作者：[法]埃米尔·涂尔干

译者：李康

版本：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

关于什么造成了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移植和生长，历史社会学通常有功能论、融合论和冲突论三大观点。最常见的观点是功能论，强调工业革命带来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社会需求。例如，功能论奠基人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劳动分工越深入，专业化教育的要求就越多，他预言高校在未来必然会举办职业教育[3]335；职业教育功能论代表人物普洛瑟（C. A. Prosser）提倡职业教育的假设是，发明和发现不断创造新设备和新工艺，工人适应这些新设备新工艺，就要受培训95。第二种观点是融合论，认为“职业教育的兴起是不断扩大民主社会，致力于融合和社会化新公民的自然结果”。例如，约翰·杜威认为“最合理的选择是建立混合教育体系”。第三种观点是冲突论，认为职业学校的兴起是资本家和工业管理者发明的一种相对便宜的阶级解决方案，以巩固他们的经济权力，同时也消解了行会组织对工人知识的裁定权。例如，柯林斯（R. Collins）在名著《文凭社会》中围绕财富、权力、声誉等身份冲突概念对职业学校教育进行了深入解读。

《中国现代教育史》

作者：周予同

版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当我们把观察现代职业教育的历史社会学视野从世界转向中国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是外烁的而不是内发的，是被动的而不是自主的”。因此，本文按照从世界到中国的观察逻辑建立分析框架，从世界角度观察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及其流动逻辑，而把流动过程中的移植和生长聚焦于中国，并以此作为分析重点。从历史社会学视野总体来看，现代职业教育在一个半世纪的生成、移植和生长中，遵循生命智慧的“流动法则”；从世界到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受到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结构性影响，其历史趋势是必然回归“劳动的人”的教育生命本质。

二、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和流动：世界视角

在历史社会学视野中，现代职业教育作为生命现象的生成和流动的特殊性在于，它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工业经济对技能劳动者需求的教育生成物和教育发展史事件，而应当理解为人类工业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综合效应，它与民族国家建立和工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一）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源自劳工权利解放

现代职业教育起源于欧洲工业革命，但是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漫长的生命孕育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科学与技术革命等，由此产生的工业革命也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竞争的综合效应，而现代职业教育正是这种综合效应的结果之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德]马克斯·韦伯

译者：康乐 简惠美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

现代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生成，前提是“职业”和“教育”两项权利对劳工的解放，这种解放在欧洲社会关乎宗教信仰，具有根基性意义。欧洲中世纪，“职业”专指脱离生产劳动并且将一生奉献给祈祷和沉思的神职人员，以表明他们拥有来自上帝呼召的“天职”；“教育”也是一样，专门为培养神职人员服务。但是宗教改革后，“职业”和“教育”开始向劳力大众开放。韦伯认为，“职业”语义的转变是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拉丁文圣经的德语翻译开始的，路德把古典拉丁文“vocatio”（神职）翻译为德文“beruf”（职业），扩大了“职业”概念的外延。现代德语“beruf”这个词涵义丰富，不仅表明社会分工，也表明社会角色、工作地位、基本人权等。路德宣称“每个人都应该以他的职责或工作对别人有益”，这一观念成为新教伦理的核心原则，被加尔文等新教神学家和其他清教徒广泛传播，加速了城市化、技术创新和政治改革。与职业解放紧密相连的是教育解放。路德进一步指出，统治者应当对孩子进行工作世界的某种职业的教育，“这些职业将因为勤奋劳动而结出丰硕果实”。彼时是16世纪的欧洲社会，如涂尔干所说，“已经需要产生一种新型教育了”。这种新型教育正是孕育现代职业教育的源头。

《马丁·路德天职观研究》

作者：林纯洁

版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

可见，现代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生成，在根基上是劳工群体作为人是否拥有国家认可的学校教育权利的问题。无论是职业教育的功能论、融合论还是冲突论，都认为举办职业教育是实施公民教育和推进社会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出现于18世纪末，即裴斯泰洛齐所开创的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它指向人的生存救助、思想启蒙以及手脑心和谐发展，体现了以工作技能促工业生存的理性精神，既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变迁（例如狂飙突进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资产阶级对于大众教育的国家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总之，现代职业教育作为生命现象在工业革命中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工人的职业生命及其教育权利获得了国家认可，它意味着对等级社会贵族式“自由教育”思想牢笼的突破，当时有“工业教育”“劳作教育”“国民教育”“生产教育”“公民教育”等不同称呼。这说明，学校教育的生命之门在工业时代为劳工打开了，现代职业教育从欧洲迅速向全世界“流动”。

裴斯泰洛齐画像。（格奥尔格·舍纳1774年绘）

（二）现代职业教育的流动：遵循生命流动法则

在历史社会学视野中，分析以国民学校为载体的现代职业教育得以生成的影响因素，包括公民意识觉醒、工业生产需要、民族国家建立以及与之相应的军事冲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职业教育能够得以流动（生成、移植和生长），并非简单的市场需求或就业导向逻辑，而是遵循生命智慧的流动法则或创造冲动。所谓“生命流动法则”，用道家思想解释即“物壮则老”“方死方生”；用柏格森生命哲学解释即“创造冲动”，如柏格森所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从最初将其挤进这个世界的冲动开始，就表现为一种高涨的，而且与物质运动的递减相对的波浪。”

《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剧照。

将时间叙事与结构叙事相结合来判断，现代职业教育作为生命现象的“流动”呈现三个阶段和三种特征：第一阶段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现代职业教育最早生成时特别强调心灵、动手和动脑的和谐统一，其特征可概括为“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第二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因民族政治建构和国家经济效率的需要，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向“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流动，这种流动在整个20世纪成为一种趋势，促进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工业发展，也造成了现代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异化；第三阶段是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开始接管传统工业经济运行模式，传统技能工人已无法与智能机器比拼效率，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必然向“生命主义职业教育”流动。

现代职业教育在第二阶段的生命流动，即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向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流动，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当历史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工业化国家对效率经济竞相追逐，职业教育被作为工业效率主义工具而受到各国政府高度重视。随着德国的职业教育学校制度率先确立，欧洲其他各国以及美国、日本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迅速建立起来。

世界职业教育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三种发展模式：一是“学校模式”，实施国家主要有法国、意大利等；二是“双元制模式”，实施国家主要有德国、瑞士、奥地利等；三是“市场模式”，实施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日本等。这些模式的共性是围绕工业效率主义发展职业教育，其中美国的职业教育流动更有典型意义。美国职业教育主要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因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迫切需要而生成。20世纪初，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大赢家，工业社会效率问题此时在美国凸显为国家亟待解决的民主政治，“工业社会效率运动”由此在全国声势浩大地扩散开来。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审美启蒙主义的职业教育流向了工业效率主义。

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诞生的标志之一是美国第一部职业教育国家法案《史密斯-休斯法案》（The Smith-Hughes Act）的出台。图为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 发布后，一所职业学校的畜牧专业培训。

当然，这个流动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以斯奈登（D. Snedden）为代表的“功能派”极力推动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实现国家立法，而杜威代表的“融合派”则表示强烈反对，仍然呼吁建立美国的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杜威强调，民主教育是指向生活本身的“做中学”教育，教育目的应大于“获得机器管理方面的专门技能”，无需建立“独立的职业准备体系”。斯奈登认为，“高效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彻底的民主精神”完全一致，因此国家应当建立“确保最大效率”的“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这场20世纪初关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范式的大辩论，最终以工业效率主义的获胜而宣告结束。

当时，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在美国能够获胜的主要原因：一是电气技术的发明和福特汽车的成功给美国人带来“效率信仰”，独立的职业学校教育体系有利于高效率训练技能工人，故而得到了经济界的普遍支持；二是泰勒（F. Taylor）的标准化科学管理实验和桑代克（E. Thorndike）的“刺激-反应”心理学实验，为“职业学校工厂化”诉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工具理性狂热时代迎合了大众意识形态；三是美国决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迫切需要增加军工生产，也迫切需要对士兵和劳工进行专门培训，因而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赢得了军事政治的支持。

“二战”后，工业化后发国家迫切需要建立工业效率主义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认为这种制度能够“有效地将工人阶级的孩子融入公立学校体系，因此被视为一种合理而权宜之计的政治策略”。进入20世纪60年代，现代职业教育的效率逻辑得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支持，因而进一步推动了各国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据此修订教育政策和重构教育目标，大力促进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生长。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对于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批判声音也一直没有消失，这些声音大多数来自职业教育“融合派”，他们呼吁弥合自由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者之间鸿沟。有批评者指出，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把社会正义简化成“充分就业”，掩盖了其他问题；也有批评者指出，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工作分析方法”让人依附于机器，“丧失了人的工作价值”219。20世纪80年代之后，职业教育“融合派”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各国教育体系的建构当中，美国用“生涯与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取代了职业教育概念，“软技能（soft skills）和关键能力在课程设计中得到了重视和加强”。进入21世纪，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呈现“融通”与“上移”两大特征，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断融通，并且不断向高等教育上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人类历史正在进入多样化、非平衡、非线性和非确定性的数字智能时代，现代职业教育不可避免地进入“方死方生”的新场景革命当中，必然发生新的生命流动，表现为从工业效率主义流向“生命主义职业教育”。可见的事实是，当下许多职校毕业生拿到专业技能证书之后很难就业，一个重要原因是专业所对应的行业往往已经日薄西山，相关企业纷纷裁员或倒闭，但是职校开设新专业时又无所适从，因为新的行业还没有出现，相关企业还在创造和孕育之中。在这种剧烈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工业效率主义的职业教育还要去哪里“拼效率”呢？职业教育只有回归生命本质，回归劳动者作为“言说的、劳作的和生活的主体”，才能走出工业效率主义困局。因此，现代职业教育在发展范式上应当从工业效率主义流向生命主义，这种流动意味着人与工作的关系需要根据技术、商品、消费和幸福的生态联结而重新定义，意味着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的关系需要根据人的天赋才能、职业志趣和职场生活的统一性而重新定义。

三、现代职业教育的移植和生长：中国道路

随着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向其他国家移植，“符合西方模式的职业教育现代化也被视为这些国家教育结构变革的必然”。不过，现代职业教育具有其生命智慧的流动法则和生长性特征，并不必然随同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摇摆。下面我们把分析的重点聚焦于中国，尝试从现代职业教育移植和生长的中国道路中，解释其移植特征与生长困境。

（一）现代职业教育向中国移植的结构特征

现代职业教育向中国社会的移植过程，外显为各种教育关系的话语建构、知识建构、制度建构，内植于本土文化传统与身份建构，是显性结构改造与隐性文化调适的双向互动过程。从历史社会学的时间与结构相结合的视野来考察，一百多年来，现代职业教育的中国化移植可分三大阶段，并呈现三大结构特征：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主要特征是移植美国职业教育模式和建构实用主义话语体系；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中叶，主要特征是移植苏联职业教育模式和建构阶级斗争话语体系；第三阶段是20世纪后期，主要特征是移植德国职业教育模式和建构效率主义话语体系。

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是在“新教育”的移植过程中，一步步被“拣选”出来的。舒新城先生把中国新教育分作“西艺教育”“实利教育”“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四个探索时期。他在解释职业教育之所以最后“出场”时说，因为中国对新教育的多年探索发现，“非提倡治生之职业教育不能济其穷，此时又值欧美职业教育的思想传到中国，于是数因相并，而职业教育自民国六年以后，便一日千里地发展”。中国职业教育“盛装出场”的标志是1917年5月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值得注意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比美国1917年职业教育法案出台仅仅晚3个月，与黄炎培先生所讲其职业教育思想主要是“从美国得来”在时间上恰好应合。

《黄炎培教育文集》

作者：黄炎培

编者：中华职业教育社

版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年1月

总体来看，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站在以杜威为代表的“融合派”一边，认为在中国社会“同校设置有大利存焉”，而分校设置“实伏将来种种隐患之根”。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应该有生命一样的活力，他也像杜威一样寻找“自裴斯泰洛齐氏出”的生活教育良方。但是，黄炎培身上有儒家士大夫的“实用理性”基因，其目的是以职业教育而救国，因此他的职业教育话语实践随着国家需要而不断修正。黄炎培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启蒙主义职业教育思想，却并未排斥斯奈登的工业效率主义。

事实上他的著作和演讲中从未指出美国职业教育有两派冲突，他把“振作民心”作为职业教育重任，这是他在抗战爆发后将职业教育转向“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根源。这种转向在客观上使启蒙主义职业教育流向了工业效率主义，也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奠定了独立的职业学校体系的实践基石。黄炎培给职业教育下了一个符合中国人安居乐业文化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定义，即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定义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现实和理想。由此可以看出，黄炎培将现代职业教育内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冲突与抉择。

青年时期的黄炎培（1878-1965）。

20世纪中叶，中国职业教育主要移植苏联做法，在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上转向阶级性和生产性。这一阶段几乎不再使用“职业教育”这个概念，而使用“综合技术教育”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概念，因为“职业教育”被认为是马克思曾经批判的造成工人片面化发展的资产阶级异化教育。苏联这个阶段一直都在普及综合技术教育，中小学“除了在普通学科里根据必要和可能加强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以外，还另设专门学科来完成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2/3的中学毕业生要直接参加工作”。50年代初，与苏联综合技术教育相呼应，中国各地创造出“车间学校”“坑口学习小组”“地头学习小组”等各种方式，大力培养专门人才和扫除文盲。1958年，随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提出，中小学全部实施一种比较极端的综合技术教育。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全国实施“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和“开门办学”制度，突出工人、学生、教师“三结合”的激进效率主义办学模式。

《大学生轶事》（1987）剧照。

20世纪后期，中国教育政策转向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职业教育”概念被重新提及并作为教育类型写入1982年宪法，以中师、中专和技校为载体的职业学校制度建立起来。1985年，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大幕拉开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职业技术教育恰恰是当前我国整个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一定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力争职业技术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自此，奠基于黄炎培职教思想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再次传播，西方现代职业教育的典型模式在不同程度上被重新移植，这些模式主要由工业效率主义主导。德国“双元制”模式作为德国制造业经济后来居上和繁荣发展的“秘密武器”，在中国化移植中最受欢迎，因为它正符合奋起直追的中国制造业经济的迫切需要。

进入21世纪，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持续推进和“示范性高职院校评估”深入开展，中国建立起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体系有四大特点：一是由政府强力推动的国家主义，二是服务于经济目标的效率主义，三是立足于工学结合的校本主义，四是独立于普通教育的职业主义。概言之，中国职业教育自20世纪后期始，移植和建构了与中国制造业经济相适应的工业效率主义制度及其实践体系，这一体系对于中国经济腾飞产生了技能支持作用。但是，中国职业教育的生命困境仍然是职业院校招生吸引力不足，或者说职业教育并没有表现出公众期待的旺盛生命力。

（二）现代职业教育的中国化生长困境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作者：郭秉文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4年3月

回顾现代职业教育作为生命现象的中国化移植历程，政治、经济、战争、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在其中产生了机制性和结构性作用。例如，“中国现代学校可以说起源于1842年”，这是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结果，也是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果，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866年由清政府设立福建船政学堂，其意识形态是“中体西用”。事实上，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移植和生长始终伴随着民间及官方的疑惧排斥，甚至在“1949年之后，在一些人看来，私塾仍有相当价值”。由此可知，当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进入中国，并且主张“低层次”“纯技艺”和“授以直接谋生之术”的时候，与传统的“君子不器”文化冲突之大可想而知。

《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

作者：左松涛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现代汉语的“职业”被赋予“以求新事业”的时代新意，然而古汉语围绕“官职”建立“身份”的意义并未褪去，这种意义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人的就业心理。黄炎培看到，“许多教育家不敢办职业教育；本来办职业学校的偏偏‘开倒车’，改办普通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办学实践不仅遇到不少上层精英的讥讽，也有来自底层大众的抵制。不仅职业教育被讥讽为“啖饭教育”和“从菲岛得来”，而且黄炎培本人也被讥讽为“啖饭老师”“珐琅博士”。黄炎培不禁感叹：“谋事真难。”

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移植和生长，是一个涉及身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复杂社会现象，身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本土化重塑非常重要。例如，1956年“八级工”制度实施后，“学徒制的职业教育”很有吸引力；“文革”时期实施“开门办学”后，所有学校都对“促生产的职业教育”趋之若鹜；20世纪80—90年代，入读职业学校可以“吃商品粮”，那时的职业教育对农村孩子特别有吸引力。

尽管这几个时期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很难对彼时语境的所谓“职业教育”给予现时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现代职业教育进入中国遇到的诸多困境，不一定是移植本身造成的，很重要的原因是职业教育涉及的身份政治和意识形态缺乏吸引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研究者用国际与比较视野来观察本国、本地和本校的职业教育实践已成“惯习”，然而职业教育的移植和生长问题始终未能认真对待。当研究者提供实践方案的时候，免不了要把几个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罗列出来，其逻辑假设是别人做得很好而我们在移植中出了问题。比如“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这个“痼疾”，不少观察者仍然囿于“观念”和“待遇”两个方面，前者讲“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太深，后者讲技能收入和发达国家相比实在太低。这种比较研究，一是刻舟求剑，二是浮于表层，没有认识到职业教育作为生命现象是一种“综合效应”，它不仅关乎就业文化和经济待遇，而且关乎教育公平、政治赋权和社会地位。

数智技术革命给现代职业教育的流动增加了更多变量，适应于传统工业经济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本逻辑已经在根基上出现动摇，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给中国职业教育调适、变革和超越带来绝佳契机。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还滞留于传统的“岗位需求+订单供给”等技能规训模式，一百多年来始终存在的西方现代职业教育的中国化困境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当然也无法实质性地解决数智时代的新问题。简言之，如果新时代职业教育不在超越于“生存”的“生命”意义上谋划，就不可能走出困境而绽放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的生长性。

四、结语：回归生命主义职业教育

在历史社会学视野中，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移植和生长有其方死方生的生命流动法则。应当承认，浓墨重彩的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之所以成为20世纪各国学制体系的叙事重点，正因为它迎合了传统工业时代“金字塔型”生产模式和人才结构特征，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因而在国家学制建设层面得到了积极回应。然而，当庞大的社会底层向中间移动而使社会结构慢慢变成“瓮形”的时候，当数智时代的生态化需求越来越对传统工业化逻辑构成挑战的时候，通过增加人工技能数量和提升人工技能效率而为工作世界做好人力资源准备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正在失去其曾经行之有效的致胜法宝。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编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译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

校译：熊建辉

版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年6月

人工“技能效率”正在被人工“智能效率”所取代，传统工业时代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培养“就业岗位技能”的速度赶不上数智时代“去技能化”的速度，“去技能化”不断降低传统技能工人的生命尊严，因此传统技能工人无论多么不在乎尊严都无法摆脱被淘汰的命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最新报告中指出：“当前的就业趋势让人们对于正规教育与就业之间长久以来的关联产生了怀疑，而国际发展的话语和实践长期以来正是根据这种关联来解释人力资本投资的合理性。”基于上述反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功能，指出职业教育“不仅关系到获取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是在多样化世界中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提出了职业教育从效率主义到生命主义的话语转向。

《科学革命的结构》

作者：[美]托马斯·库恩

译者：张卜天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现代职业教育从工业效率主义向生命主义流动，其实是对教育生命本质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并不容易，也需经历范式理论创建者库恩（T. Kuhn）所说的“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首先，在观念上，生命主义职业教育强调，技能人才培养不仅要重视专业技术性，更要重视工作意义性；不仅要重视就业谋生的客观世界，更要重视乐业人生的情感体验，因为人是技术和思想的综合体，技术性和意义性不能分开。其次，在实践中，生命主义职业教育从教育实施的人本逻辑出发，提供生态化和生长性的治理土壤，强调学生在工学结合和校企合作的学习中的主动探究而非被动适应。

电视剧《孔子》（1991）剧照。

就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的哲学思想而言，中西方各有其不同内涵，西方重在“生命之理”和向外寻求，中国重在“生命之道”和向内寻求。可见，生命主义职业教育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更有优势，无论是儒家讲“生生之谓易”和“天地之大德曰生”，还是道家讲“道生万物”和“技进乎道”，都把生命之道作为决定性力量。就此而言，在数智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职业教育回归生命本质具有其本土优势。

生命主义职业教育对当代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是：第一，在观念层面的话语体系建构中，从技能规训的工具性话语转向美好生活的生命性话语，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第二，在宏观层面的治理体系建构中，从“双轨制”治理向“生态化”治理转变，建设“开源互动、职普融通、迭代递升”的职业教育生态，协调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中扮演新型能动角色；第三，在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建构中，从模块化课程向生长型课程转变，强调课程体系的开放性、全纳性、选择性和体验性，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者带着“多重技艺”“爱心奉献”和“教育救助”，像“善利万物”的流水一样，到平民世界去，到乡村世界去，到田野世界去，到小人物世界去，到中小微企业的困境世界去，到“众人之所恶”的真实场景中去。总之，在数智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职业教育发展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回归生命主义职业教育正逢其时。

【文献出处】徐平利：《从世界到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生成、移植与生长》，《复旦教育论坛》2025年第2期，页121-128。

作者/徐平利

本期评议/陈映芳、梅剑华

文本摘选/罗东

导语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