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学了多年科学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相信“伪科学”“阴谋论”？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勤奋，却还是缺乏原始创新？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教育应该如何做出回应？

围绕这些问题，今年5月，本刊专访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他是国内有名的科学史学家与科技哲学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有关科学的大论战中，比如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李约瑟之问”是不是一个伪问题，吴国盛的观点常常带来争议，也引人深思。

主笔 | 张从志

“中国人熟悉技术教育，不熟悉科学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近些年，政策层面一直在倡导“科学教育”，后来又提“科技教育”，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很多中小学也开始打造各种实验室，将AI（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引入校园，鼓励学生去做各种科创项目。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似乎对让孩子尽早拥抱科技这件事情有前所未有的热忱。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吴国盛：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要分开来看，一个叫“科学教育”，一个叫“技术教育”。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是“科技教育”，但实际上科学和技术并不是一回事。中国人对技术教育是熟悉的，对科学教育却不大熟悉。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一整套关于“勤学苦练”的说法，比如头悬梁锥刺股、铁杵磨成针、卖油翁的“惟手熟尔”这些故事，本质上都在讲一个道理——只要你反复磨炼，只要你足够勤奋，就能达到熟能生巧、身心合一的境界。这往往是一种技术训练。但现代科学不是这样的。现代科学最核心的突破，尤其是那些顶层突破，大多数都不是靠“熟练”取得的，而是建立在一种哲学理解之上，需要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支撑。而这一部分内容，在中国的科学教育里是长期缺失的。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把科学教育当作技术教育来做。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

三联生活周刊：这么做会带来什么问题？

吴国盛：把技术教育引入科学教育，也不是完全不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科学教育长期以来更大的荒谬，是把科学教育当成应试教育来做。因为应试教育的核心目标是资源分配——资源有限，就要通过考试来决定谁先获得资源，所以它容易单纯追求获得正确答案，而忽略对科学的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只是一味地要求你快速学会操作、熟练使用这一套。说白了，就是考试刷题。这实际上是用古代科举制度的逻辑来对待现代科学教育。这是中国科学教育在第一个层面的偏差。但因为各种原因，高考制度很难被撼动，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无法从根本上去纠正这种偏差。

其实，现代国家推动科学教育，本来也不只是为了培养科学家，还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能够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合格公民。也就是说，通过理解科学背后的逻辑，让普通人能够具备动手能力、技术理解能力、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而中国的科学教育在这个层面也一直是存在问题的。我们培养出很多会考试、会发论文的人，但他们到了工作场景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决策者其实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过去40多年，中国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在这个“技术教育”层面进行纠偏。比如20世纪80年代，国家就在推动中国科学院体系的改革，让他们也要搞知识创新，强调学以致用和科研转化。教育部门这些年推动学校实验室建设，让中小学去做实验、做项目，也是在技术化的层面去弥补过去的问题，让大家不要光是读死书、死读书。

因此，技术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间难得地存在交集的地方，纠偏起来相对容易。因为现代科学本身就具有技术化倾向，有实用的一面，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实践，强调经验智慧。这个传统只是之前在应试导向里有所丢失，但要捡起来比较好操作，可以学习的对象也很多。你看现在很多理工科学生，学得好的那批人，往往都比较能适应现代社会——会编程、会使用各种技术工具、对新的科学成果消化也比较快。我小时候在湖北乡下读书，学校根本就没有实验室，所以学科学都是通过看书做题，从来没做过什么实验。大概十年以后，我再去看我们那里的中小学，很多就配备实验室了，到现在，条件当然更好了。所以第二个层面的纠偏，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但我真正更关心的，是第三个层面的东西。

2026 年5月15日，安徽某职业技术学院的智能制造实训室内，几名小学生在体验操作工业机器人，近距离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视觉中国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第三个层面指的是什么？

吴国盛：第三个层面是关于科学文化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学会科学知识，并且能够学以致用，可能就足够了，但对科学家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必须深入到科学背后去，他不仅仅是学知识、学技术，更要真正理解科学背后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精神。我一直认为，中国过去100多年的科学教育，最缺的就是这一部分。而且这个缺失，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而是跟整个民族100多年的历史遭遇有关。中国人过去接受科学、学习科学，是因为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是为了摆脱长期积贫积弱的面貌、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况。所以，科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工具性的。我们学科学，上来就是先问有没有用。

后来，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下，科学又成为我们基础教育中的标准科目。于是全民都要学科学，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我们要承认，现代科学是外来的，不是从我们的文化根基里生长出来的。很多人学科学，都是“硬”学。我读书的时候学数学，比如“limit”（极限）这个概念，很多同学连音都发不出来，只能叫“李米托”，也不知道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跟着做题。考试结束以后，大家自然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它跟中国人的文化经验之间没有建立联系。你看我们学历史、地理这些东西，长江、黄河发源于哪里，大家多少还能留下记忆。但科学，对我们来说往往是“悬浮”的。

《三体》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悬浮”的状态，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吴国盛：就是科学并没有真正进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很多人学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却不了解它背后思想的来龙去脉——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古希腊开始的一整套世界观不断演变、推导而来的。如果不了解这个，你就很难真正理解万有引力定律。因为中国的文化里没有“有心宇宙”的概念，也没有极坐标的概念，我们是一个绝对上下的概念——“天上地下”是绝对坐标。在这个文化里面，你要理解牛顿，理解相对运动，都是相对费劲的。所以很多人虽然会考试、会做题，但书本和卷子一放下，思维方式又回到原来的经验里。他可能受过良好的教育，却还是相信一些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

我们如果只是工具性地使用科学，很多见效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做得很好，加上中国人聪明、勤奋，所以高铁、桥梁、基建这些工程，我们都做得非常快。但为什么真正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突破一直相对困难？为什么我们老是觉得诺贝尔奖获奖数量太少？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文化结构里。而一个民族的科学天花板，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人文素养决定的。到真正需要原创性突破的时候，靠的不再只是那种“刷题”的能力，也不是家国情怀。在科学史上，牛顿、爱因斯坦这些伟大科学家的突破，背后都有非常深厚的哲学背景和世界观支撑。如果你只是靠头悬梁锥刺股、靠勤奋往前冲，冲到一定程度就冲不上去了，可能就差那最后一步。所以我一直强调，理解科学比单纯学习科学知识更重要。理解科学，意味着理解科学背后的文化背景、思想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它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样。

《小欢喜》剧照

科学教育需要长期、系统的变革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你提到的科学教育中的文化性问题，我们当下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吗？

吴国盛：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从中小学开始，在科学教育里面可以把科学文化的内容加进去，让孩子们慢慢地了解科学史，习惯什么叫科学文化。我们甚至还可以去比较，中国人熟悉的那套文化跟现代科学文化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包括我们要理解实验科学的各种基本方法论、规则——为什么要双盲，为什么要可重复，为什么实验数据需要诚实原则，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熟悉的。比如很多人去看病，就老是说，你说这个药没效，我怎么认得一个人吃完以后就立马有效。这种场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比比皆是。

三联生活周刊：课程或者教材的调整可能相对容易，那到底什么样的老师适合来教这样的内容？

吴国盛：谁来教确实是个务实的问题。因为这一代的老师大多也没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文化训练，老师的老师也没有。但我觉得这肯定是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很多事情要同时去做，一步步往前推。比如我现在也在做一些事情。从今年夏天开始，我准备每年办一个班，培训大学和中小学里的科学史老师。今年第一年我们招了60个人，明年争取扩大到100人，完全免费。我想持续做十年。在这些老师听过我讲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方面的课后，他们再回到自己的学校，看看在自己的教学中能不能有所借鉴。但这不是五年、十年就能见效的事情。过去中国100多年来一直都很着急，因为总有各种现实问题要解决。现在社会环境稳定下来以后，我们应该慢慢补上这些过去一直缺失的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家长也很想培养孩子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和内容，却很难选择。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吴国盛：过去这20年，民间社会，尤其是出版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引进和翻译了大量优秀的科学文化作品。我自己也买了很多，觉得有些书非常好。但问题在于，现在学生和老师都太忙了。我们的学校里，到底有多少理科老师会去读这一类书？又有多少老师会把这些内容带进课堂？会不会鼓励学生去读？这其实才是关键。我知道现在北京有一些学校做得不错，他们有专门的科学老师，也很重视科学文化的熏陶。其实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升学压力还没那么大，特别适合去做科学文化教育。小学不需要讲那么多复杂的理论，你给孩子讲科学家的故事、科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反而更容易激发他们的兴趣。包括很多过去流传的科学故事，其实本身就是错的，比如“牛顿被苹果砸中从而发现万有引力”“瓦特看到水烧开后顶开壶盖从而发明蒸汽机”这类故事，老师如果能把这些故事背后存在的错误讲出来，那么小孩可能会觉得更好玩、更好奇。他会发现，原来真实的科学是这样的。

2025年12月10日，北京某小学的一堂人形机器人体验课上，一名学生正在操控机器人躲避障碍（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孩子们，今天的成年人似乎在科学教育上的缺失问题似乎更显著？

吴国盛：确实，你看中国现在很多科技馆，小孩特别多，大人很少真正参与。很多家长把孩子送进去以后，自己就在外面等，好像科技馆只是给小孩玩的。但在国外不是这样，国外很多成年人会非常认真地玩那些科学装置、研究那些展品，因为他们把科学看成文明的一部分。而中国很多成年人会觉得，我都40岁了，还学科学干什么，他觉得科学只是孩子将来找工作的工具，他不觉得自己的世界观也要转型，不认为科学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

按道理，今天这个时代怎么还有那么多人相信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永乐大典》？有少数人这么认为当然也没关系，像到今天还有一些美国人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者认为登月是骗局，这也无所谓。但如果美国大部分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认为登月是骗局，那么我们可能就知道这个社会有问题了。所以，科学教育也是个公共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大人们在科技馆玩不起来，这是不是也和国内科技馆的设计主要考虑的是青少年群体的需求有关？

吴国盛：中国大城市的科技馆基本是跟国际看齐的。国际上不叫科技馆，而是科学中心或者科技中心。科技中心的特点就是让你在玩中学。我曾经去过美国有名的旧金山探索馆（Exploratorium）参观，它是个私立机构，门票很贵。但大家都是排着队进去的，我看到大人、小孩在那里都玩得不亦乐乎。但是中国就是小孩玩，大人不玩，我想这主要还是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

但是中国确实缺少另一样东西——综合性的科学博物馆。我现在也担任着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的职务。我一直在呼吁，中国应该建立真正的国家科学博物馆。很多行业有自己的专业博物馆，比如铁路博物馆、航空航天博物馆、汽车博物馆，但我们缺少综合性的、以历史收藏为主的科学博物馆。比如最早进入中国的电灯是什么样的？第一批显微镜、望远镜是什么样的？慈禧坐过的汽车是什么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特别有意思。它们背后是一整段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展览，模拟晚清中国公使第一次去欧洲时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场景。我们大量引用那些出访日记。比如他们第一次看到火车、轮船、电报、显微镜时是什么感受，然后把收集来的真实的科学仪器放进去。这个展览效果还不错。因为中国人会突然意识到，原来现代科学进入中国，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这种东西，其实比单纯讲知识更能触动人，大人、小孩应该都会有兴趣。

《小谢尔顿》剧照

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困境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各地的中小学也在教育教学中尝试学习AI、使用AI，大家都担心在这方面落后于技术的发展。你对基础教育阶段使用AI持什么态度？

吴国盛：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要比较谨慎。科学研究中现在其实已经在大量使用AI，这对科学家的工作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我个人认为，在科学教育中还是要尽量少用一些AI。因为对AI的过分使用，必然削弱人的判断力，尤其是对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还不成熟的青少年。

现在不少学生其实是在利用AI偷懒，而不是利用AI提升能力。我自己的课堂里已经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学生作业明显就是AI写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他原来水平很差，突然一下变成另一种风格，有些内容一看就是拼凑的，像一个非驴非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教育领域和科研领域性质不一样。科研当中，AI确实可能大幅提升效率，但教育领域里，很多能力恰恰来自“费劲”的过程。你不经历那个过程，很多能力就“长”不出来。当然，这里面也一直存在争议，你也可以说大家都用AI以后，比拼的能力就不一样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似乎也是这样。在柏拉图时代，人们还担心文字会削弱人的记忆力。后来确实如此，没有文字的时候，一个盲诗人可以背完整部《荷马史诗》。有了文字以后，没人这样记忆了。但人类文明也并没有因此被毁掉。所以AI最后到底会把人类带到哪里，现在其实还很难说。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从整个人类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对AI的发展是不是有点过度焦虑了？

吴国盛：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我们还处在一个转折期，很多东西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稳定下来。AI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其实还不十分清楚。现在大家担心AGI（通用人工智能），好像它会一夜之间出现，颠覆掉地球上的一切，但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在这方面是谨慎乐观的。

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整个世界会彻底改变。后来你会发现，变化当然很大，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颠覆。比如过去老先生们做学问，要去图书馆找书，一本书找半天，找到以后慢慢啃。到了互联网时代，资料当然多了，也好获取了。但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到很好的基本学术训练，他连文献质量的好坏都分不清楚，要那么多文献又有什么用？AI也是一样，现在AI可以帮你读、帮你整理、帮你生成，但最后进行判断的人还是你。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判断力，你怎么知道AI说得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反而觉得，真正能够高效使用AI的，往往还是能力比较强的人。所以未来的人跟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可能会更显著。

《机器管家》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随着AI这几年的快速进化，基因编辑、认知科学等前沿领域的发展，很多过去被认为只属于人文领域或者只属于科学领域的问题，现在往往需要跨越边界的对话和讨论。近年来，你也参与和组织了一些跨学科的对话，你有什么观察和感受？

吴国盛：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看到了科学和人文之间要对话，不对话就没有出路。但问题是，愿望有了，话却对不上，根本原因是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们知识背景的严重差异。我们这几代学者，很多从小就是文不习理、理不习文，现在让他们坐下来对话，能保有那份愿望已经不错了，但真正的实质性对话很难发生。

这个问题在欧美就好一些，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知识背景差异没那么大，特别是在那些推行通识教育的地方，他们从小的教育里，理工和人文是打通的。20世纪90年代有本书叫《科学的终结》，虽然内容是讽刺和挖苦我们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的，但写得很地道。它的作者是新闻传播学院硕士毕业的，但他本科受过完整的通识教育，数理化、文史哲都学过，所以他能真正和科学界对话。我们现在就缺乏这个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有没有能够促成这种对话的机制？

吴国盛：几乎没有。像美国还有个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人文艺术和科学领域的院士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天然形成了交流的平台。我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清一色是自然科学家，人文社科学者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各自孤芳自赏。通识教育喊了这么多年，也很难真正推行。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大家都在抢跑，都在拔尖，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在“没用”的事情上。

《两个人的小森林》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两个群体长期无法对话，会有什么后果？

吴国盛：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提出过“两种文化”的概念，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民族的精英如果分裂成两个互不理解、互相瞧不起的群体，这个民族就相当于精神分裂了。这不是危言耸听。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口，这么多聪明的头脑，诺贝尔奖为什么还是寥寥无几？这背后还是前面说的那个问题。我们长期以来谈科学，最喜欢讲的是生产力、技术转化、经济增长。科学和技术被当成一种满足其他目的的手段。但科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是现代文明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说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完成文化转型，但如果不能让科学成为我们未来文化的一个有机成分，这种转型就很难完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