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摘 要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要构建各主体功能清晰、互动高效、资源优化配置、政策有效协同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当前，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仍存在堵点卡点，深层原因在于：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对传统路径的依赖与系统性改革的缺位，以单一指标和短期效益为主导的评价体系，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成果转化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等。打通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堵点卡点，应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突破口，健全一体化领导决策与高效协同机制，深化一体发展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改革，创新一体化资源优化配置与开放共享机制，畅通人才供需对接与双向流动渠道，完善一体发展的政策法规保障与执行监督。

◎关键词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人才自主培养；评价体系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1]这一重要论述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一个内在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进行战略统筹，深刻凸显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与时代紧迫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要求“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2]。从现实来看，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存在明显的堵点卡点。深入剖析这些堵点卡点及其成因，提出打通障碍、促进融合的系统性、前瞻性、可操作性举措，将有助于激发各方主体活力，实现教育、科技、人才更高水平的协同融合与良性互动循环。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理论意涵与实践经验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理念，强调了这三大要素内在的有机联系、互动逻辑和系统整体性。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理论为此提供了核心分析框架。该理论超越了线性创新模型的局限，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绩效并非孤立行为的结果，而是取决于系统内各行为主体（如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政府等）及其之间互动网络的效率。在此系统中，教育系统的核心功能是培养具备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科技系统是新知识的重要生产者，而人才则是贯穿其中的关键连接者和赋能者，他们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创新的主体，更是构建社会网络、促进交流与合作的节点，其质量与流动效率直接关乎整个创新系统的活力与效能[3][4]。人力资本理论则从经济学角度印证了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指出教育是对人的投资，通过提升个体技能和知识存量（人力资本积累），直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强调了人才培养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要性[5]。此外，政策协调理论关注在多元治理主体和复杂政策目标下，如何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促进不同政策领域（如教育、科技、人才政策）间的协同与整合，以避免政策目标冲突、资源重复投入和执行效率低下[6][7]。上述研究视角对于深刻理解和着力破解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存在的堵点卡点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需要构建各主体功能清晰、互动高效、资源优化配置、政策有效协同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以期获取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大社会经济回报，并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

国际经验表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发展，并将其视为维持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战略。各国结合自身国情，通过设立跨部门高级别协调机构、实施聚焦国家目标的重大科技计划、改革科研与教育评价体系，以及大力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等多元化手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创新系统模式[8]。例如，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协会模式通过其独特的“三三制”资金结构和面向产业需求的合同研究机制，发挥连接基础研究与工业应用的桥梁作用，有效促进了技术转移和应用型人才培养[9]。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项目资助模式，则通过其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和对研究者自由探索的稳定支持，有力保障了基础研究的源头创新活力和高质量科技人才的持续供给[10]。

从国内经验来看，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对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协同的政策文件，推动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卓越工程师培养、产教融合型城市试点等多种形式的探索[11]，并已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学术界对此议题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剖析了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管理机制不完善、评价体系不科学、科技成果转化不通畅、人才培养与产业需要不够匹配等，并据此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改进建议[12][13]。本文基于已有的实践经验与学术研究，将教育、科技、人才视为一个相互依存、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对其内部存在的阻碍整体效能发挥的核心堵点卡点进行系统性、深层次诊断，进而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改进建议。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主要堵点卡点分析

基于前述理论基础、国内外经验借鉴、相关政策文本分析，以及对实践层面的长期观察，当前我国在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存在以下关键的堵点卡点。

1.体制机制性障碍：多头管理与评价体系不完善

一是多头管理与协同机制弱化。从现实来看，教育、科技、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关键部门，在涉及教育科技人才的战略规划制定、财政资源配置、重大项目管理、创新平台建设与认定等诸多方面，存在职能交叉重叠或管理缝隙。尽管有联席会议等协调形式，但缺乏一个常态化运行、具备足够权威和实质性统筹协调能力的高层次决策与执行机制，导致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易出现“碎片化”倾向，部门间步调难以完全一致，难以形成一体化推进的强大顶层合力与有效战略协同。

二是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现行评价体系在引导教育、科技、人才各方主体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是导致三者难以有效协同的关键因素。教育评价方面，尽管评价机制改革持续推进，但在实践中仍不同程度受到“五唯”惯性思维的影响，存在重理论知识传授轻实践能力培养、重传统学科边界轻跨界交叉融合、重论文发表数量轻原始创新质量与社会贡献的倾向。这使得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上，难以完全主动、有效地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前沿。科技评价方面，长期以来过度依赖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专利申请量等易于量化的指标，但对于科技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解决产业“卡脖子”难题的实质性贡献，以及科研活动对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等方面，其关注度和权重则明显不足。这直接导致了科研与教学、科研与产业应用在实际操作层面的结合不够紧密。人才评价方面，标准相对单一化，“帽子”等人才标签化的现象依然突出。这种状况不利于对多元化创新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技术人才、高技能领军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的精准识别、科学评价和有效激励，也阻碍了人才在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合理流动与价值实现。

2.资源要素性障碍：配置条块分割与存在共享壁垒

一是资源配置“条块分割”与效率损失。教育、科技、人才各领域的财政经费投入，很大程度上仍沿袭按部门、按条块分配的模式，缺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行跨部门、跨领域一体化资源配置的顶层设计和有效机制。这容易导致资金投向分散，对于支持需要长期投入、多学科交叉、多主体协同的大科学计划和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尤显力度不足。

二是资源共享存在壁垒。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拥有的高价值资源，如大型精密科研仪器设备、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海量科学数据与数据库、优质在线教育课程资源等，其开放共享程度普遍偏低。此类壁垒不仅造成了大量重复投资和高端资源的闲置浪费，也严重阻碍了知识的溢出、技术的扩散和协同创新的开展。

3.供需结构性障碍：人才培养脱节与成果转化不畅

一是人才培养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结构性错配，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往往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快速迭代的步伐，课程内容更新慢，教学方式方法未能充分融入最新的行业知识与技术，特别是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薄弱且与产业实际结合不紧。这导致高校培养的人才在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创新素养等方面，难以完全适应新兴产业和关键领域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从而加剧了结构性就业矛盾。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现象突出。从基础研究的突破到应用技术的开发，再到最终实现产业化和市场价值，整个链条存在多处断裂点。其核心障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成熟高效的市场化技术转移机制依然缺位；其二，市场上缺乏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和人才队伍；其三，在激励与保障制度方面，关于知识产权的归属界定、长期收益分配以及转化风险分担等关键环节，仍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科研人员从事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意愿不高、能力欠缺，大量有潜力的科研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是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深度不足。人才作为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纽带，其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顺畅流动存在障碍。同时，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和人才需求方，其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从需求提出、课程设计到实习实训、联合指导等），以及与高校院所开展前瞻性、高水平联合研发的广度和深度仍然不够。“产学研用”协同的内生动力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合作模式尚未真正普遍建立。

上述堵点卡点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其深层根源在于：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对传统路径的依赖与系统性改革的缺位，以单一指标和短期效益为主导的评价体系的深刻影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成果转化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等。这些问题制约了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体系的整体效能，是亟待突破的瓶颈。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战略目标对人才数量规模、质量标准、结构分布和核心能力都提出了新要求。其核心特征在于，人才需求的重心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转变：从以往更多侧重于支撑现有产业发展、满足经济增长需求和进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追赶模仿”模式，转向以引领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有力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整体国家安全为首要目标的“自主引领”模式。同时，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对我国现有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场全面而深刻的重大考验，不仅要求我们培养出更多、更高质量的“高精尖缺”型战略性人才，更强调对人才原始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和跨界整合能力的系统性提升与全面塑造；不仅要高度关注处于塔尖的少数战略科学家和领军工程师，也要同步加强作为塔基的宏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不仅要继续积极引进外部智慧与力量，更要着力充分激发内部各类人才的创新潜能与创造活力，并切实保障国家核心领域人才链的自主、安全与韧性。有效满足这些复杂而迫切的、结构性的人才需求，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在教育、科技、人才政策的顶层设计一体化、战略资源配置精准化、评价激励机制科学化、人才流动机制顺畅化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整体性、深层次的协同改革与制度创新。

打通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堵点卡点的建议

针对当前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中存在的堵点卡点问题，并着眼于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需求，应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突破口，实施一揽子系统性、协同性政策举措。

1.健全一体化领导决策与高效协同机制

第一，强化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可以考虑建立或实质性强化国家层面的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其作为决策协调机构的地位，赋予其跨部门战略规划制定、重大政策协同审议、关键资源统筹配置和改革进展督导评估的核心权责，以此打破现有部门壁垒，确保“三位一体”战略部署能够得到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高效执行。

第二，编制一体化专项规划与实施路线图。在国家“十五五”总体规划框架下，研究编制专门的《“十五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专项规划》，明确未来五年一体发展的战略目标、优先领域、重点任务、量化指标、责任分工，以及清晰的实施路线图和时间表，确保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前瞻性与各部门行动的一致性。

第三，深化一体化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核心承载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或产教融合试点城市等，赋予其更大的改革自主权，鼓励其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科研组织方式变革、资源共享机制建设、评价体系重构、人才流动政策突破等方面进行一体化体制机制的综合性改革试验，允许试错，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2.深化一体发展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改革

第一，系统重塑评价“指挥棒”。系统性地修订高校分类评价办法、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科研项目评审指南以及各类人才计划评价标准。大幅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与卓越工程人才、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以及推动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等方面的评价权重，并持续坚决破除“五唯”。

第二，全面推行精准分类评价。针对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基础研究机构、应用开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等不同功能科研院所，以及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技术开发、技能操作、科技管理服务等不同类型岗位的人才，建立健全差异化、精准化、注重实际贡献和长周期发展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

第三，强化同行评议与市场检验双重作用。在评价机制设计中，要更加注重发挥学术共同体在评价基础研究原创性、科学价值方面的作用，探索引入国际同行评议。同时也要显著增强行业企业、最终用户、风险投资机构等市场主体在评价技术创新性、成果应用价值、人才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话语权。积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提升评价过程的客观性、专业性与公信力。

3.创新一体化资源优化配置与开放共享机制

第一，优化财政投入结构与引导机制。改革现有按部门条块分割的财政投入模式，考虑整合相关领域的财政资金，或设立新的国家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导基金/重大专项。重点支持需要多学科交叉、多主体协同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共性技术研发与转化平台建设、新兴交叉学科建设以及紧缺领域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基于绩效的动态调整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二，建立健全资源强制性与激励性开放共享新机制。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或出台强有力的激励政策，大力推动由财政资金投入建设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关键科学数据库、重要专利信息库以及高校优质在线课程等战略性资源，面向全社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共享。探索建立清晰合理的开放成本分担机制、知识产权保护下的收益共享模式，并可考虑运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手段保障数据共享过程的安全、可信与可追溯。

第三，引导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进一步落实并优化针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参与职业教育、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和捐资助学等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市场化运作、管理现代化的新型研发机构，支持专业化、国际化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发展壮大。拓展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模式，鼓励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资本践行“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策略。

4.畅通供需精准对接与人才双向流动渠道

第一，建立产业需求预测与学科专业动态调整预警机制。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健全对国家重点产业领域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和相应人才需求结构的常态化预测机制。定期编制并向社会发布权威的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和相关学科专业的供需状况预警信息，为高校主动、灵活地优化专业布局、更新课程与教学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模式创新与推广。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大力支持并推广现代产业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以及校企共建实验室/研发中心等成熟或新兴的融合模式。支持建设一批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实体化运行的高水平协同创新平台。

第三，着力破除阻碍人才顺畅流动的各项制度性障碍。深化相关领域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完善机构编制的跨系统调配机制，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挂钩的，灵活多样的薪酬分配体系，并加快推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关系的跨区域、跨系统便捷转移接续。进一步完善并落实科研人员在岗兼职、离岗创业、参与项目合作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相关政策法规，明确权责利，充分解除人才后顾之忧，最大限度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5.完善一体发展的政策法规保障与执行监督

第一，系统评估并适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组织力量对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相关核心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性评估，精准识别并修订其中与当前鼓励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条款。同时，增加促进协同融合、激发创新活力的前瞻性、引领性制度安排，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重大改革举措适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巩固下来。

第二，出台针对性强的专项配套政策细则。针对一体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难题，如新型研发机构的法律地位与规范管理、跨机构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归属与高效运用、科研伦理规范与监管、关键科研数据的跨境安全流动规则、多元化人才评价结果的互认与应用，以及对失败探索的免责机制等，研究出台更加具体、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专项配套政策文件或实施细则，确保改革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第三，强化政策执行监督评估与动态调整。建立健全覆盖政策制定、执行、反馈全链条的监督评估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定期对各项旨在打通堵点卡点、促进一体发展的改革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执行不力、改革滞后的相关责任主体进行问责。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科学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政策进行动态优化调整，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取得预期实效，避免政策“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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