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睿
高等教育办学资源是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基石,其多元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直接关乎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内涵式发展的关键阶段,亟须构建多元化办学资源体系。
深化政府主导作用,优化资源管理顶层设计
政府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应在资源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制度创新提升资源配置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完善财政投入动态调整机制。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配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增长机制,优化生均拨款标准,依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定位实行差异化拨款,重点向基础学科、新兴学科、紧缺专业倾斜。
健全政策引导与激励机制,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参与高等教育办学,借助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等举措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资源配置模式,对高校与社会力量合作建设的实验室、实训基地等给予财政支持。
构建科学的资源分配评估体系,建立以办学绩效为导向的资源分配机制,将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转化、社会服务贡献等指标纳入评估范畴,打破“平均主义”和“身份固化”,使资源向办学特色鲜明、贡献突出的高校汇聚。借助第三方评估机构监测高校资源使用效率,定期发布评估报告,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倒逼高校提升资源使用效益。
深化社会力量参与,拓宽社会资源供给渠道
社会力量作为高等教育办学资源的重要补充,需借助多元合作模式,驱动社会资源向高等教育领域流动。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企业以设备捐赠、技术入股、师资派驻等方式参与办学,高校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服务,构建“资源共享、利益共赢”的合作模式。
完善社会捐赠长效机制,设立专业化的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为捐赠者提供个性化捐赠方案,如设立奖学金、冠名实验室、资助学科建设等。通过捐赠鸣谢、荣誉授予等举措提升捐赠者的社会认同感,推动捐赠基金市场化运作,实现捐赠资金保值增值,形成可持续的资源补充路径。
大力扶持民办高校特色发展,落实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同等法律地位,在土地使用、税费减免、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同等政策扶持,建立公办与民办高校资源共享机制,通过师资互聘、课程互通、实验室共用等途径,提升民办高校办学质量。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资源整合共享
破除高校资源壁垒,借助集约化管理与协同化运作提升资源使用效能。构建跨校资源共享平台,以区域或学科为单元组建资源共享联盟,整合高校图书馆、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等资源,依托统一网络平台实现预约使用与有偿共享。
推进学科交叉与资源整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破学科界限,组建跨学科研究院及创新团队,通过资源整合催生新兴与交叉学科,增强高校创新能力。
优化校内资源配置结构,建立“需求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削减非教学科研支出,将资源向核心业务汇聚。推行“大部制”改革,合并职能相近部门,降低行政成本;建立教学科研资源动态调整机制,对招生不足、就业率低的专业削减资源投入,对优势学科和新兴专业加大扶持,实现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
深化数字赋能应用,革新资源供给形态
数字技术为高等教育资源突破时空限制、达成普惠共享开辟了新路径。构建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库,整合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学术讲座等数字资源,打造覆盖全学科领域的资源库,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等渠道向高校免费或低成本开放。针对中西部高校及地方院校,推行“数字资源帮扶计划”,借助远程同步课堂、师资在线培训等手段缩小资源差距。
发展数字孪生校园与智慧管理系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校园资源智能管理平台,实现教室、宿舍、实验室等物理空间的数字化映射与动态调配,通过数据分析预测资源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策略。
探索数字资源市场化运营模式,鼓励高校以授权、合作等方式向社会机构开放优质数字资源,如为职业培训机构提供课程资源、为企业开展在线培训服务等。同时,强化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激发高校开发数字资源的主动性。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速融入全球资源网络
全球化背景下,需主动吸纳国际优质资源,增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制定海外优质教育资源遴选标准,聚焦基础学科、前沿技术与紧缺领域,支持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定向引入国际顶尖学者、先进课程体系及科研管理经验。
完善教育资源双向流动机制。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行国际化人才联合培养计划,推动高校与共建国家高校建立学分互认、学位联授机制,借助交换生项目、海外实习基地建设拓展学生国际视野。
构建全球教育治理参与机制。鼓励高校牵头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加入全球顶尖学术联盟。建立国际学术交流常态化机制,通过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等途径,促进知识、技术、人才等资源的跨国流动与协同创新。强化国际教育资源规则研究,推动我国教育标准、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提升在全球教育资源配置中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党办校办;本文系常州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研究项目〈25DJSZ4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