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校企协同培养博士后新模式
□ 陈 琨
中国博士后制度是由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提议，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经国务院批准于1985年开始实施的。实行博士后制度是我国培养、吸引和使用高级优秀人才的重要举措，是加速高层次人才培养、推动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阵地。
目前，我国博士后研究人员规模已跃居世界领先地位，但传统博士后培养模式往往过于注重学术理论研究，与产业实际需求脱节，限制了博士后的视野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使得他们在面对复杂的产业问题时缺乏应对能力，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同时，科研成果产出不足、国际化水平不高、评价体系科学性欠缺、跨学科培养机制不完善，以及博士后科研基金申请难度较大且资助强度不足等，也制约了博士后人才的培养和博士后研究成果的转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和产业发展的不断升级，各行业对高端创新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探索校企协同培养新模式，提升博士后培养质量，成为时代赋予的重要命题。
协同创新的破壁与共生
提高科研资源的系统性供给。在硬件方面，高校实验室应秉持开放共享的原则，为博士后科学研究提供实验仪器设备和专业操作指导。图书馆作为知识的宝库，除了提供电子图书、期刊数据库等服务外，还应为博士后提供文献检索培训和个性化的文献推送服务，帮助博士后快速获取所需要的研究资料。除了硬件资源，高校还应注重跨学科平台的搭建，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融。
加强培养机制的精细化设计。在“导师＋学术委员会”双轨指导模式中，导师为博士后提供一对一的指导，以丰富的学术经验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为博士后研究工作提供建议。学术委员会则负责对博士后研究计划进行审核和评估，为博士后的学术发展提供宏观指导。此外，高校还应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和学术前沿变化，及时调整课程设置，让博士后了解行业前沿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
提升成果转化的学术端衔接。技术转移中心要加强对博士后科研成果的评估和筛选，确定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为项目运行提供资金支持和创业指导，并提供市场推广和法律咨询等服务，助力项目实现公司化运行。同时，高校还应鼓励博士后将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符合产业标准的产品或服务。
产教融合的共振与跃升
强化技术需求的精准对接。要推动企业研发部门、博士后管理部门与高校三方联动，企业研发部门提出企业在生产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博士后管理部门从人才培养和项目实施的角度提出人才培养目标，高校则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提供解决方案和建议，从而合力形成契合行业发展的技术攻关清单和博士后培养方向。同时，结合市场规模和企业发展需要，识别行业痛点，提升技术潜力和成熟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加强实践场景的沉浸式赋能。引导博士后深度参与企业研发，了解客户需求和行业动态，确定先进技术攻关方向，为博士后提供沉浸式实践场景。推动博士后参与企业实验设计、数据采集和分析等，跟随企业项目团队开展实地测试，确保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此外，要完善博士后生产端跟岗机制，帮助博士后掌握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检测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注重创新生态的协同共建。加强校企联合实验室创建，推动设备、场地、人才、学术等资源共享，打造校企协同的创新生态平台。明确科研成果归属和利益分配方式，激发合作动力。推动博士后参与行业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实现学术研究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此外，要加强人才储备和技术预研上的提前布局，为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夯实基础，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影响力。
资源耦合的聚变与赋能
构建“双导师制”动态考核机制。探索构建“学术导师＋产业导师”联合指导模式，学术导师主要负责规划学术方向，传授科研方法，助力博士后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产业导师则要根据市场发展实际，把握理论与实践结合点，使研究成果更契合产业发展需要。同时，采用“理论成果＋实践贡献”双维度考核标准，不仅考核包含论文、课题等在内的科研业绩，更考核研究成果的实际贡献情况，如成果转化率、企业实际问题解决成效等。
打造校企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数据共享池”应整合高校的科研数据库和企业的产业数据，打破数据壁垒，为博士后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持。“仪器共用网”应建立跨单位大型设备预约系统，实现高校和企业的仪器设备共享，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研究成本。
完善政策保障与激励体系。设立校企协同博士后基金，为博士后科研工作提供专项资助，鼓励其开展创新性研究，充分释放校企协同的互补效应。应明确博士后在站期间的社保、职称评定政策，保障博士后的合法权益，消除其后顾之忧。同时，建立典型案例推广机制，定期发布优秀协同项目示范清单，总结推广成功经验，为其他校企合作提供借鉴。
未来，校企协同将成为博士后培养工作的主流，它体现了学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向促进。学校流动站的学术资源与企业工作站的产业需求对接，必将推动博士后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推动产业技术革新。
（作者为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理论研究基地〈扬州大学〉研究员；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SJB1013〉阶段性成果）